[论文关键词]公民文化；臣民文化；村民文化；公共领域；私人领域

　　[论文摘要]公民文化作为一种适合民主发展的意识形态，应有其存在的公共空间。从公共空间的公共性角度出发，转型时期中国公民文化的培育应从政府的角色转换、公共领域的培育以及教育三方面入手。

    公民文化作为一种适合民主发展的意识形态，应有其存在的公共空间。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在经济健康发展的同时，需要政治的发展与其相适应。在这样的一个人类历史发展的特定阶段，社会结构的特征需要公民文化在公共领域中培育。

    一、公民文化的界定

    “政治文化”一词是美国政治学家阿尔蒙德于1956年在《政治季刊》上发表的《比较政治学》一文中首先使用的。他指出“政治文化是一个民族在特定的时期流行的一套政治态度、信仰和感情。它是在本民族的历史和现在社会、经济政治活动的过程中形成的，对未来的政治行为有着重要的强制作用。”

    公民文化亦即政治文化，是用以稳定民主制度的一种心理分析理论.其逻辑起点是对政治文化做出严格的界定。阿尔蒙德运用定量方法在《公民文化》中进行分析，以问卷的形式进行抽样调查和统计分析，从而构建了一个公民文化的概念。从文化的视角来探讨人们的政治行为和社会政治生活，’即政治系统内的个人和社会各利益诉求主体对于该系统的态度取向，包括整个政治体系，以及政治体系的输人与输出的人口态度在政治角色中的认知、情感和评价。根据一个国家的人口的态度在政治取向方面的概率分布，分出三种基本政治文化类型: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在现实中的公民文化是这三种文化类型的混合。在每个国家都是各种类型的国民身份的相互交融。如村民—臣民，臣民—公民，村民—公民等等。现代民主社会也是不同方式的混合型国民身份的集合地。

    保罗·道格拉斯和艾丽斯·麦克马洪在《怎样做一名积极的公民》中提出一种”理性—主动性”模型。认为”一种成功的民主制度要求公民投身于政治并积极行动，获得有关政治的信息，以及发挥影响。此外，当他们必须作决定时，特别是在怎样投他们的选票这样重要的决定上，他们必须使其决定确立在对事实的仔细评价并对选择对象反复衡量的基础之上。”

    阿尔蒙德认为:这种”理性—主动性”模型的特征，确实是公民文化的组成部分，但是这些特征仅仅是该文化的一部分。公民文化实际体现的是一种平衡，亦即政府的权力和政府的责任之间保持适当的平衡，这是民主制最重要也是最困难的任务之一。

    另一方面，“公民文化是一种政治文化和政治结构相互协调的参与者政治文化。”个人作为参与者不能放弃个人的价值取向，也就是不能够放弃村民和臣民的价值取向。文化的积淀是经过了一个长期的历史阶段和特定的社会结构的。因此各国的公民文化有其各自的特点。个人的早期取向不仅保留下来，而且臣民取向和村民取向与参与者的取向也是相互协调的。

    西方公民文化发展较成熟的是英国和美国，其公民文化是逐步成长和缓慢融合起来的。这种现代政治文化需要一种较适宜公民卷人和参与的政治环境。但这种环境是在英美等西方国家在缓慢渐进的政治变化中逐步形成的。西方国家花了几个世纪完成的政治变化过程，形成了公民文化，发展中的中国可能找到这样的逐渐的、融合的政治变化方式吗?能有的答案只能是推测。从时间上看，最明显的替代物可能是教育。从空间上看，需要一种公民文化成长的公共空间。

    二、公共领域:公民文化成长的空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