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公共领域”是哈贝马斯在《公共领域的结构转型》一书中提出的一个概念，他对公共领域从兴起到解体的过程进行了历史学和社会学分析。在此以前，汉娜?阿伦特也提出了公共领域的观点。哈贝马斯所论证的公共领域最初出现于希腊的雅典城邦中，公共生活”以市政广场为中心，但并不一定意味着它只是在这一特定场所进行。公共领域由讨论和公共行动组成，前者包括参与议事和法庭陪审，后者包括参战和体育竞赛。”哈贝马斯关注的是资本主义的公共领域。其来源是希腊城邦。卢梭用希腊城邦来比喻永恒的公民民主概念，在希腊城邦中，人民看上去可以不受干扰地在广场上集会。因此，在卢梭看来，”公共场所”是宪政的基础。现代的公共领域是同私人领域与政治领域区别开来的，但是公共领域有其政治功能。

    资产阶级公共领域对其功能的自我理解具体表现为“公共舆论”范畴。它是一种批判的力量。在托克维尔看来“由于公民彼此相似，而且会越来越类似，因此，每个人都不倾向于盲目地信仰某个人或某个阶级。信仰大众的倾向越来越明显，统治世界越来越多的是公众舆论……在处于民主体制的民众中间，公共性是唯一的权力。”公共参与在希腊城邦中要在公共空间里进行，这种参与具有一定的政治性。正如哈贝马斯所提出的公共领域，有其政治功能，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是所谓的“政治性的公共领域”。这种公共领域是在市民社会的成熟发展下建立起来的，具有自我调节机制。就资产阶级的公共领域来说，其社会前提是市场不断获得自由，尽力使社会再生产领域的交换成为私人之间的事务，最终实现市民社会的私人化。

    “公民文化所要求的，是一种个人能最终产生共同的政治认同感的过程;这是与其公民伙伴之间的一种认同，也是包含着对政治系统的，共同情感信仰的一种认同。”这种认同感的传递是在许多工作场合和政治系统自身之中进行的。公共领域中的观念和意识形态具有公共性。正是由于这种自发的、有批判性质的意识形态，在公共领域中培育公民文化是可以进行的。

    与西方国家相比，当今中国正处于转型期，培育一种同西方国家完全相同的公民文化是不可能的，因为我国的历史背景和体制等原因，公民文化在国内的培育要适应特殊的社会结构。如前文所述，新兴的发展中国家不可能在短时期内培育出西方国家经过几个世纪形成的公民文化。因此，公民文化的培育从公共性的角度出发，应就以下几个方面着手:

    1.公民文化是一种混合的文化，是村民文化、臣民文化和参与者文化的混合。无论是资本主义阵营还是社会主义阵营，这三种文化都是存在的。在中国没有一个良好的政治输人渠道，缺少公民的积极参与。政府的输出没有与公民的政治输人平衡，对政治体系的稳定不利。在中国的现代化的进程中，传统文化、习俗、价值观仍会持久地存在并起作用。村民、臣民与参与者三种政治态度的共存、平衡分别起作用，才是现代政治体系稳定的有效保障。这钟制衡需要公共参与为前提。

    2.从空间上说，政府要从私人领域中逐步退出来。良好的市民社会是在市场的健康发展、各种经济制度正常运行的条件下发展起来的。市场属于私人领域，在当今中国，这种角色转换是市民社会成长的关键，也只有在市民社会发展起来之后，才能有真正的具有政治功能的公共领域。在这其中要有某些利益的丢失，但这是市场经济健康发展的必经之路，也是市民社会存在的前提。市民社会这种私人领域的概念在当今中国还不完善。西方的市场经济建立的前提是保护个人的基本权利，其意识形态的基础是宗教，先后经历了基督教兴起、新教改革和启蒙运动等一次又一次的思想冲击，这为西方市场的发展提供了一个良好的文化基础。国内市场经济的发展前期是‘一部份人先富起来”，缺少文化的基础.当然这同社会结构和当时的历史背景有关。

    3.从时间上说，公民文化的培育需要民主教育的形式。这里的教育是符合拉丁文原意的那种教育，即“引出”。把一个人引出来，使他发挥自己的潜能并能独立地处理种种事务。这种教育要求采取积极开放和平等对话的形式。教育的本义是以尊重受教育者本人的经验和理性为前提的。只有当一个人成功地运用了自己的经验和被教育机构所激发的理性能力为他人和社会做贡献时，我们才能说此人受到了教育。值得强调的是教育不等于灌输，消极的灌输“会降低民主对成员所要求的那种评价道德与政治能力”，使社会成员成为臣民，这与民主精神背道而驰。所以，无论是从词源学还是从实际效果来看，灌输不属于教育的范畴，而是对教育过程的歪曲。

    总之，以上是从西方社会成熟的民主制度基础上来透视中国当今的现实间题，西方的政治变化的过程是逐渐的、缓和的和融合的。当今中国的公民文化的培育是与市场经济转型的特定时期相适应的，即呼唤市民社会成长以及公共领域的构建，只能从这种最基本的做起，从社会的特定结构人手，才能谈到公民文化的培育。