首先，行政权力是一种矢量，其作用方向和轨道具有明显的指向。在运作过程中其作用呈现出自上而下的方向。运行轨道呈伞状放射。从X乡政府行政权力的实际运作过程来看．它主要通过个渠道来贯彻上级的行政命令、执行县级政府及上级政府部门的政策和决定以推动行政权力的运作：一是县级政府直接对乡政府下指令．如X县提出争创“三城”(即卫生城、园林城、旅游城)，实施蓝天绿水工程，并成立了争创“三城”指挥部，下发有关文件到X乡政府．要求以任务形式完成；二是通过县党委对乡党委下指令．如强制性完成党报党刊和各种机关刊物的发行任务：三是通过县直下派部门和机构对乡政府下指令，如每年的国税、地税任务。

　　　其次，行政权力的运作呈现出明显的层次性．其中间过程存在许多中介。国家行政体系从中央到地方再到基层按照严密的层次进行划分．行政管理的主体和客体之间往往不能简单地发生直接作用．而是要经过若干中介的传递过程。在X乡政府组织的人事权上．人事变更由乡党委提议，党政联席会议(包括乡党委全体党委委员和乡政府各机构主要负责人)决定：在事务权上，重大决策由乡党委、政府主要领导集体作出，具体事务分工负责，政策性事务由集体研究；在财权上，2000元以内的费用由乡长一支笔审批，2000 10000元的费用由乡长、书记共同审批．1万元以上的费用由党政联席会议共同审批。这样就形成了乡党委／乡政府——各职能站所——各村党支部／村委会——各村村民的行政权力运作的层次，乡行政权力正是在权力体系中的不同层次运作中产生效用。

　　再次．行政权力的根本目标，是要通过贯彻执行国家法律、法令和各类政策来有效地实现国家意志．行政权力的作用方式主要是强制性地推行政令。x乡政府开展工作时经常向村下达种类繁多的指令性任务，凡是涉及到公粮收购、计划生育、税费收取及上报各种材料统计等大都下达严格的任务指标，并规定完成期限及奖惩办法；同时县级下达的各项指标任务，乡政府每年分解到各村，向村下达农业生产任务及工业产值指标，如乡政府制定的有关建立乡工业企业和有关调整农业结构的文件中就明确划分了各村的发展目标和任务，并将完成任务的情况与村干部的工资待遇直接挂钩，年终结算，给予一定的奖惩。

    从X乡政府行政权力的具体运作来看，具有以下几方面的特征：

　　第一，乡政府行政权力基础性的组织结构受到县级政府的控制，县级政府对乡十部拥有较强的人事管理权。曾在县委组织部、政研室工作过的乡现任党委书记和曾经在基层工作过十几年的现任乡长就是由县委、政府直接任命；县政府在乡村下派机构的人、财、物大都由上级部门控制，其行政隶属关系以及人、财、物均由上级业务主管部门负责，即使属于双重领导、“条块”共管的地税所、信用社、供销社等，其人、财、物都由上级主管部门管理。

　　第二，乡政府行政权力在运作中的实际能力和影响力是有限的，对重大经济、社会事务没有最终处理权。X乡造纸产业由于污染严重，而且过度开采当地有限的水资源，使得水资源枯竭，吃水灌溉困难，给乡政府所在地的村民生产和生活造成了极大的不便利，村民因此4年未缴纳农业税费。水污染问题曾多次受到新闻媒体的曝光，但由于造纸产业的高利润和高税收，县政府在与X乡的税收分成中占有大头，而且这些纸厂每年交给县环保局的排污费就有80万一100万元，出于地方利益的考虑，县政府一直迟迟未能关闭该乡造纸厂。

　　第三，乡政府的行政权力在运作中权限不明确，尤其表现在政企不分的问题上。首先，乡政府虽然表面上不干预企业的生产销售经营活动，但是在企业投资方向上却经常指手画脚。其次，在企业的发展目标和规模上，乡政府作出了强制性的规定，如在有关文件上规定，“十五期间每年新增公有制企业10家，其中500万元以上的企业2家”，这种发展速度已经远远超出整个X乡经济的承受力。

　　第四，乡政府目前采取的行政强制手段已经不能保证行政权力正常的运作。在调查中了解到各村与乡政府之间的矛盾使得乡政府的行为方式有所改变。在不发达的农业经济环境下，自上而下层层加码的各种收费摊派、日益加重的农民负担是矛盾的现实根源所在。过去那种人民公社体制下的政治动员和行政强制的工作方式已经不能完成当前的各项任务，更不用说化解矛盾和冲突。在调查中X乡的乡干部有一个共识，即“过去的手段粗暴，但是行之有效”，“(现在)工作手段太软，对不尽义务的群众没有有效的办法”，“软办法不管用，硬办法不敢用”。环境的变化和形势的变迁使得乡干部不得不采取由过去简单的工作方法转变到“恩威并施”的手段，既有说服动员、讲道理的一面，又不得不“拿出狠气”，粗暴地对待不上交公粮、税费的“刁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