5.研究高级文官是否提高了管理绩效。高级文官制度不仅要求增强官僚体系的回应性，同时还要求提供一个高效的公共行政。一些学者认为，高级文官在提高管理绩效方面作用明显。吉尔摩(Gilmour)和路易斯(Lewis)在《政治任命官员和联邦项目管理的能力》一文中，分析了布什政府实施的234个联邦项目，通过对比政务官和政治任命文官在领导联邦项目上的差异，指出SES中的政治性任命官员所领导的联邦项目在绩效评估中，评分普遍要比政务官所领导的要高。皮瑞(Perry)和米勒(Miller)在《高级文官(SES )是否改善了管理绩效》中指出，招募、培训以及建立绩效评估基础上的工资报酬制度是以改善管理绩效为目标的，大量的统计数据表明，公共行政的管理绩效确实得到了提高。

    但是，也有学者认为高级文官并没有从整体上提高管理绩效。若克(Rourke )在《美国官僚制的回应性与中立价值》一文中指出，白宫和国会对官僚机构有着加强政治回应的要求，同时由于可获取的来自政府外部的专业知识的增多，官僚的中立价值不断受到威胁，不可避免的将在一定程度上损害管理绩效。

    6.研究并构建政治行政的关系模型。在构建公共人事行政领域内的政治行政关系模型上，学者一般从整个公共行政人事体系来考察，即政务官和事务官(官僚)的关系。韦伯早就指出，政府中存在着两大对立的团体，即政务官和事务官，它们处在一个连续谱线的两端，二者有不同的职责和偏好。在美国联邦公共行政人事体系中，高级文官充当了连接政务官和事务官的桥梁。柏瑞·哈蒙德(Barry R. Hammond)在其博士论文中(1991年)对美国政府中政治任命文官和常任文官的三种关系模型进行了研究。通过对140个常任文官的调查，他指出，就高级文官而言，皮特斯(Peters)和阿伯柏氏(Aberbach)等人提出的模型并不是绝对的，事实上并不存在一种主导的关系模型。在某种情况下，高级文官可能更符合这种关系模型，但在其他情况下，又符合另一种关系模型。比如将高级文官定位为专家这一看法受到了最强烈的支持，但认为高级文官是一群吹毛求疵者却受到了最广泛的支持。

    皮特斯提出了政务官和事务官的五种关系模型:乡村生活模型( The Village Life Model )、规范/法律模型( The Fornial/Legal Model )、行政国模型( TheAdministrative State Model )、对抗模型(The AdversarialModel)和功能模型( The Functional Model )。乡村生活模型认为，由于高级事务官和政务官都是政府的高级职位，因此能够在维持行政机构良好运转的基础上，分享共同的价值观和利益。规范l法律模型是典型的教科书式的描述，政务官握有完全的决策权，事务官具有一定的功能性职责，为决策提供建议并且执行政务官的决定。然而从美国宪政体制的现实来看，这两种模型比较理性化，其操作性较差。行政国模型认为，政务官掌握政治方向，并允许事务官在不偏离政治方向的大前提下设置议程和控制组织的决策过程。皮特斯认为功能模型是从乡村生活模型中衍生的，并结合了对抗模型和行政国模型。对抗模型认为政务官和事务官在众多层面存在着冲突，最突出的表现就是在政策中双方具有明显不同的考量和偏好—通常政务官更倾向于从政治的角度来权衡决策，而事务官则倾向于从技术的角度比如可行性和成本收益等方面来考虑。功能模型认为当面对外来的压力和干预时，政务官和事务官通常能够团结起来一致对外，而在组织内部，政务官和事务官则在许多方面存在着冲突，比如对组织资源分配的分歧、对决策衡量因素赋予权重的分歧等等。

    阿伯柏氏、罗伯特·普特南(Robert Putnam)和伯特·洛克曼(Bert Rockman)通过对七个国家政治行政精英人士的访谈，提出了政治家和官僚关系的四种可能模式。第一种是政治一行政模式(Policy/Administration )，即政治家制定政策，官僚执行政策。第二种是事实一价值模式(Facts/Interests )，即政治家和官僚共同参与政策的制定，政治家为决策提供价值和方向，官僚提供事实和专业知识技术。第三种是能量一均衡模式(Energy/Equilibrium )，即政治家和官僚共同参与政策制定，并且双方都涉及政治;二者的区别在于政治家表达广义的、未被组织起来的个体的分散利益，而官僚规范调节狭隘的、组织化的客户的集中利益。第四种是混血儿模式(The Pure Hybrid )，即政治家和官僚的角色区分实际上在逐渐消失，取而代之的是政治家和官僚两种角色的融合，这是20世纪以来政治官僚化和官僚政治化不断发展的结果。其中，前两种模式更适合于政府的较低层次，后两种模式更适于政府的较高层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