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评价与启示

    高级文官政治行政关系是美国公共人事行政领域内的一个重要问题。美国学者从不同角度，对这一问题进行了相当深人、细致的研究。从已有成果来看，这类研究普遍重视实证分析，从理论角度进行研究的不多。无论是在高级文官的角色方面，还是在高级文官是否提高了政治回应性与管理绩效方面，以及在政治任命文官与常任高级文官的紧张与冲突上，学者都注重通过问卷调查广泛搜集数据进行加工分析。这有一定的客观原因。政治行政关系是一个宏观和抽象的理论问题，但在实践中又转换为很现实的具体问题，比如政务官和事务官的关系等。皮特斯(Peters)就认为，在政务官和事务官之间关系这个问题上，几乎不存在什么理论基础。    但同时，对这一问题的研究也存在一些不足。首先，从角色方面人手研究高级文官政治行政关系，很少有从政治回应中的领导角色、技术回应中的管理角色以及制度回应中的联络员角色进行研究。其次，学界重视研究政治性任命文官与常任高级文官的冲突关系，但对其合作关系的研究不足，即使是研究合作，通常也是置于冲突这一前提下。此外，政治行政关系模型主要是以政务官和事务官(政治家与官僚)关系为框架，从中再次引申政治性任命文官与常任高级文官的关系，缺乏对高级文官模型的直接概括和抽象。

    无疑，美国公共人事行政的改革经验不可能为我们照抄照搬，但是其政治行政关系在公共人事行政上的实践，是值得我们深思的，那就是—为什么一个强调价值中立的国家仍然要从政治的高度来推行高级文官制度改革(强调政治回应性)?这一问题为反思我国公共人事行政中的政治行政关系提供一个比较的视野。我国的公务员制度是党的干部制度的重要组成部分，坚持党管干部的原则，所有的公务员在政治上要与党中央保持一致。由于我国不实行西方的多党制和“政治中立”原则，因此，在当代中国语境下理解公共人事行政和进行改革，就不能离开政治角度。这并不意味着行政与政治应当混沌不分，更不意味着不能有严格意义上的行政，而是说对于我国公共人事行政的理解必须首先基于政治的高度，必须在政治的广义景下推进我国公务员制度改革。