台湾妇女参政的现状及原因剖析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内容提要] 近年来,女性参政已成为的色彩。具体到对妇女的规范和习惯上更是如此。如1997年举行的祭孔大典第一次由女性主持;同年十大杰出青年评选活动中第一次有四位女性胜出。这两件事情在当时引起了社会的广泛关注,由此可见,社会真正认可的仍是男尊女卑。
社会传统观念的羁绊以及女性本身的保守心理影响,又使得台湾妇女在全身挤进政治生活时显得先天不足。在男性文化为主导的台湾社会环境中,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与女性对自我的角色期待得到了统一。首先,社会仍希望女性扮演持家、养育子女、侍奉丈夫的“贤内助”角色,并且不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其次,社会现状膨胀了女性的惰性,使女性对自我的定位仍难脱离“主内”模式,妇女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被照顾者”的角色出现;再次,有利于两性传统角色模式的延伸意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传统角色模式是指“女主内,男主外”,而其延伸意义是指女性即使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或受到教育也带着女性的印痕。如所从事的工作多是辅助性的工作,所选择的专业大部分是文学、艺术、商业、管理等所谓女性的专业。这样女性在参政上受到与男性不平等的待遇,并习以为常。同时也致使台湾妇女的参政意识长期处于低迷、孤立状态。
(三)台湾传媒的负面影响
报禁开放后,台湾由1998年的31家报纸,发展到2002年的300多家;电视频道(台)则从1993年的3个变成100多个,每天至少有14个频道(台)在播放新闻。媒体对台湾妇女参政意识的影响具有双刃性,一方面大众媒介是女性表达政治意愿和言论自由、知晓社会政情、行使“第四权力”的重要途径,对女性参政有着积极的促进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媒体所承载的消极的信息内容、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对妇女参政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又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导向作用。首先,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塑造了一种文化形象,即以夫权中心的男性欲望观点,设立女性身体标准的刻板印象。背离女性自主利益,一个以美体塑身为规范霸权的社会文化侵略正在逐渐形成。“自主地追求更完美的曲线”、“让身材游离男人的视线”、“别让男人一手掌握(丰胸广告词)”等,这种广告文化的骨子里仍是以女性的身体服务于商业利益与男性利益。对于女性的身体形象与角色,仍任由广告滥用男“性”化、商业化、殖民化的观点加以污染扭曲。
其次,在台湾,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媒体各拥政治明星“不问是非,只问好恶”已是公开的秘密,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意图毫不避讳的展现在画面图片、标题用字、议题选择等报道方式上,读者即便不看社论而单从每天每篇新闻信息的处理很容易就能看出某个报社或记者的政治倾向。与媒体投身政治狂热相得益彰的是对信息来源的取舍上失去了应有的审慎和求真。有些记者为了挖新闻而不择手段,“八卦”、“扒查”新闻充斥媒体,而作为社会弱势的女性也被报纸在大众眼光之下,公然不顾公民隐私权益,肆意践踏妇女人权,如曾被媒体热炒的“璩美风光碟”事件。台湾传媒的失真与搬弄已成为影响妇女参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0月北京
[2]何笑梅.台湾妇女运动初探.台湾研究1999年第1期,
[3]董新峰.台湾女性从政难.环球时报2001年12月25日第22版
[4]杜芳琴.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综.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7月
[5]陈菊.台湾妇女的政治参与(台湾).1999年第四届妇女国是会议论文集
[6]王政.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1998年8北京
社会传统观念的羁绊以及女性本身的保守心理影响,又使得台湾妇女在全身挤进政治生活时显得先天不足。在男性文化为主导的台湾社会环境中,社会对女性的角色期待与女性对自我的角色期待得到了统一。首先,社会仍希望女性扮演持家、养育子女、侍奉丈夫的“贤内助”角色,并且不鼓励女性走出家庭;其次,社会现状膨胀了女性的惰性,使女性对自我的定位仍难脱离“主内”模式,妇女也总是自觉不自觉地以“被照顾者”的角色出现;再次,有利于两性传统角色模式的延伸意义渗透到社会的各个领域。传统角色模式是指“女主内,男主外”,而其延伸意义是指女性即使走上社会参加工作或受到教育也带着女性的印痕。如所从事的工作多是辅助性的工作,所选择的专业大部分是文学、艺术、商业、管理等所谓女性的专业。这样女性在参政上受到与男性不平等的待遇,并习以为常。同时也致使台湾妇女的参政意识长期处于低迷、孤立状态。
(三)台湾传媒的负面影响
报禁开放后,台湾由1998年的31家报纸,发展到2002年的300多家;电视频道(台)则从1993年的3个变成100多个,每天至少有14个频道(台)在播放新闻。媒体对台湾妇女参政意识的影响具有双刃性,一方面大众媒介是女性表达政治意愿和言论自由、知晓社会政情、行使“第四权力”的重要途径,对女性参政有着积极的促进和引导作用;另一方面媒体所承载的消极的信息内容、价值取向、意识形态等对妇女参政意识的形成、发展和完善又有着不容忽视的负面导向作用。首先,铺天盖地的商业广告塑造了一种文化形象,即以夫权中心的男性欲望观点,设立女性身体标准的刻板印象。背离女性自主利益,一个以美体塑身为规范霸权的社会文化侵略正在逐渐形成。“自主地追求更完美的曲线”、“让身材游离男人的视线”、“别让男人一手掌握(丰胸广告词)”等,这种广告文化的骨子里仍是以女性的身体服务于商业利益与男性利益。对于女性的身体形象与角色,仍任由广告滥用男“性”化、商业化、殖民化的观点加以污染扭曲。
其次,在台湾,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媒体各拥政治明星“不问是非,只问好恶”已是公开的秘密,将自身的政治立场和意图毫不避讳的展现在画面图片、标题用字、议题选择等报道方式上,读者即便不看社论而单从每天每篇新闻信息的处理很容易就能看出某个报社或记者的政治倾向。与媒体投身政治狂热相得益彰的是对信息来源的取舍上失去了应有的审慎和求真。有些记者为了挖新闻而不择手段,“八卦”、“扒查”新闻充斥媒体,而作为社会弱势的女性也被报纸在大众眼光之下,公然不顾公民隐私权益,肆意践踏妇女人权,如曾被媒体热炒的“璩美风光碟”事件。台湾传媒的失真与搬弄已成为影响妇女参政的重要原因之一。
[参考文献]
[1]李慧英.社会性别与公共政策.当代中国出版社2002年10月北京
[2]何笑梅.台湾妇女运动初探.台湾研究1999年第1期,
[3]董新峰.台湾女性从政难.环球时报2001年12月25日第22版
[4]杜芳琴.中国社会性别的历史文化寻综.天津社会科学院出版社1998年7月
[5]陈菊.台湾妇女的政治参与(台湾).1999年第四届妇女国是会议论文集
[6]王政.社会性别研究选择.三联书店.1998年8北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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