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我们现在要谈台湾问题。


由于近年来我国报章上关于这个问题发表的材料颇多，我们对以李登辉为首的台湾岛上那股势力大闹“台独”、把岛上的政治空气搞得乌烟瘴气一事将从简，而把主要篇幅放在美国统治集团做李某的后台、对他闹“台独”的大力支持上面。之所以要这样做，是因为此事直接涉及到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推行的“西化”、“分化”战略。

李登辉本来就是“台独”势力的一个代表人物。但是从他接替蒋经国当上了美国统治集团在台湾岛上的“儿皇帝”即所谓“中华民国总统”以后，他的真实身份却经历了一个逐步暴露过程。在最初几年，他扮演了曹雪芹笔下的“甄士隐”，即把真实身份隐起来，一方面装腔作势地反对“台独”(他自称讲过反对“台独”的话130余次)；同时利用祖国大陆对台开放之机祭起“民主自由均富”的破旗，大言不惭地要向大陆传授所谓台湾的“民主经验”，竭力充当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推行“和平演变”战略的马前卒。这后一方面的使命，他至今仍在执行中，并未停止。然而纸包不住火，他的“甄士隐”的狐狸尾巴却随着国际形势的发展而逐渐显露出来。在继续叫嚷“民主自由均富统一中国”的同时，他陆续提出了所谓“一个国家，两个对等的政治实体”、“一个分治的中国”、海峡两岸是“并存之两个国际法人”、台湾以“中华民国”的身份“加入联合国”、“务实外交”、“中华民国在台湾”、“新台湾人主义”、“对等国家的地位要确立”等一系列实质上是“台湾独立”、“两个中国”的政纲。1998年，李登辉抛出了《台湾的主张》一书，宣传美国统治集团“分化”中国的战略，提出了所谓“七块论”，即把中国分为“台湾、西藏、新疆、蒙古、东北等七块”的荒唐主张。

1999年7月9日，李登辉接受“德国之声”记者的录像采访，无遮无掩，赤膊上阵，把他的“台独”主张发展到登峰造极的地步。

他在这次对外国新闻记者的公开谈话中，公然提出：台湾从“1991年修宪以来，已将两岸关系定位在国家与国家、至少是特殊的国与国的关系，而非一合法政府、一叛乱团体，或一中央政府、一地方政府的‘一个中国’的内部关系。”[1]

同年8月29日，盘踞台湾的国民党第15中全会第2次会议经过激烈争论，在“部分中评委批评这项论述是绝对错误，违反宪法，违反党纪”的强烈反对之下，强行通过决议，按照李登辉的意旨规定“以‘特殊的国与国关系’明确定位两岸关系，迎接两岸互动的新页”。[2]

至此，李登辉作为卖身投靠美国统治集团、充当美国“分化”中国代理人的身份已大白于天下。

无独有偶。

有一个由美国培养的台湾人戴维·周通过自己的活动，为李登辉的“特殊的国与国关系”的真实含义做了注脚，早在1994年，此人就恬不知耻地在台湾成立了一个“51俱乐部”，吸收了51个成员，旨在把台湾变成美国的“第51个州”。为了募集经费，他还按照美国原先称台湾为“福摩萨”的英语字头，成立了一个叫做“组成美国基金会”。[3]在李登辉抛出了他的所谓“特殊的国与国关系”主张之后，此人纠集了一群人于1999年7月23日到美国在台湾协会递交请愿书，要求克林领总统和美国国会承认台湾是美国的“第51州”。美国驻台官员高兴地接受了这份请愿书，允诺转呈华盛顿。与此同时，此人还接受了《纽约时报》记者的采访。在英文里，国与州是同一个词。[4]此人说：“特殊的国与国关系，对嘛，就是作为美国的一个州。”这是我们应当成为的惟一的州，即台湾州。”[5]

近50年台湾经济的发展，主要是靠：

第一，1948年12月到1949年上海解放前夕，蒋介石下令分三批把原中央银行库存的全部黄金和银元盗运到了台湾。[6]第二，是美国垄断资本的大力扶植。1982年中美第三个《联合公报》即《八·一七公报》签署后，里根总统在他就这个公报发表的声明里讲到了此事。里根声明最后一段的原文是：“作为一个美国人，我为台湾人民过去30年所取得的巨大进步以及美国对这一进程所作出的贡献感到自豪。我的政府将通过适当的途径继续大力促进这一发展，并为创造一种稳定而健全的投资气氛做出贡献，从而增进台湾人民的福利。”[7]这段话虽然冠冕堂皇，却把事情基本上说清楚了。离开了美国统治集团的扶植，台湾当局是无法维持其小朝廷的统治的。根据本书作者掌握的美国政府历史档案材料，连台湾当局派往非洲一些国家的“农耕队”，都是美国政府私下出的钱。



第三，是祖国大陆的支援。据本书作者所知，即使是在祖国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前，为了照顾台湾人民的利益，我国中央政府在对外贸易方面即长期奉行不排挤台湾商品的政策。在祖国大陆实行对外开放以后，对台商到大陆投资和经营企业实行十分优惠的政策。近些年来，台湾每年的贸易顺差中相当一部分来自与祖国大陆的经贸交往。香港回归后，中央人民政府和香港特别行政区政府继续实行照顾台湾在香港的经贸利益的政策。

试问李登辉有什么能耐在拥有12亿人口、国力日益增强的祖国大陆面前闹“台湾独立”?

一句话说穿了，不外是进一步投向美国统治集团的怀抱，妄图把祖国的宝岛台湾省变为美国的殖民地而已。

李某的言行与那个戴维·周之间不过是五十步与百步之分，难道他们之间有什么本质的区别吗?




二


我们现在简略说一下台湾问题的来源。

第一，中国人民开发台湾，始于1700年前的汉代末年魏、蜀、吴三国鼎立时期。当时的孙吴政权和以后的隋朝政府曾先后派1万余人去台湾开发、生活。早在中国宋代，当时的中国政府即派出军队驻守澎湖。1662年，郑成功进军台湾，驱逐了曾经盘踞在台湾的荷兰殖民主义者，在台湾设立“承天府”。1684年，清朝政府进一步设“台湾府”。这时候，美利坚合众国在世界上还连一点影子也没有。

1894、1895年，晚清政府极度腐败，对内压迫人民，对外畏惧帝国主义，致使在包括海军在内的清朝军事力量与日本旗鼓相当的条件下在甲午战争中战败。1895年，晚清政府与日本签订丧权辱国的《马关条约》，在台湾省人民强烈反对之下割让台湾。[8]从此，台湾被置于日本的殖民主义统治之下。第二次世界大战期间，1943年中、美、英在《开罗宣言》中宣布，战后台湾归还中国。1945年中、美、英(后苏联参加)在《波茨坦公告》中重申了这一条。1945年10月，台湾及澎湖列岛正式回归中国版图。[9]

第二，台湾回归中国以后，问题从何而来?

答曰，问题主要来自美国。

早在1943年，罗斯福政府在台湾问题上就玩弄两面手法。它一方面在《开罗宣言》上签字；同时却在政府内部研究美军占领台湾、对台湾实行所谓“国际托管”和“民族自决”的方案。[10]1946到1948年，杜鲁门政府在内部继续从事这方面的策划。[11]

但是，在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前后的一个时期，美国统治集团对华政策的决策重点转移到了离间中苏关系方面。早在1949年1月，即在我军辽沈战役与淮海战役已经结束、平津战役即将结束、蒋家王朝灭亡在即、中国人民革命胜利在望之际，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就在一个机密文件中决定：“美国政策的当前目标应当是防止中国变成苏联的附庸。”[12]同年2月，即在迪安·艾奇逊接替马歇尔任国务卿以后，杜鲁门政府的国家安全委员会再次制订了一个机密文件，决定政府在执行政策方面“应保持行动自由”，以便“在莫斯科和中国共产党政权之间制造严重分裂。”杜鲁门在同年3月3日批准了这个文件。[13]1949年7月30日，艾奇逊一方面在呈交《中美关系白皮书》致杜鲁门的信里大骂中国共产党，同时却仍在设法离间中国共产党与苏联的关系。[14]中华人民共和国成立以后，1949年12月23日，在杜鲁门政府的国务院与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