激动，文化运动政治运动等也渐渐发生起来了。”而代表着这一股想法的即为我前述所提及的乙未战后新生代。根据周婉窈（1989）的研究指出：“这些知识分子在观察或了解问题时，比较能够采取世界性的视角”。……此外，还深受当时的时代氛围所熏陶，对人类社会怀着一种启蒙时代持有的天真而乐观的憧憬。而这一点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或所谓的乙未战后新生代与前人最大的不同。



因此这一代的知识分子所采取的政治运动或是说改变现状的方式即与他们的上一代有很大的不同。如翁仕杰（1993）对所谓台湾民变转型的研究，翁即以“近代性反殖民统治政治运动”来形容1920年代所发生的社会运动，根据翁的研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当时的台湾由于在日本的殖民统治下，已经进入了资本主义的社会。因此所谓的知识分子会有转型的现象，易言之，即是从过去那一种“水浒传式的英雄”转变到进入体制与殖民者竞争的时代。但可惜的是，翁除了将Marx Weber对三种不同形式支配型式－－－传统型、法制型与神格型（chrisam）置放在台湾的历史发展脉络中，他并没有提出令人信服的理由去说明当时台湾知识分子为什么会以“近代型反殖民统治运动”去对抗日本殖民主义。

让我们再回到当时知识分子的文本中去观察。在当时从事政治运动的知识分子看来，第一次世界大战是新旧时代的分水岭。他们认为第一次世界大战“破坏了一切的偶像，如生起世界的思想大革命”。第一次世界大战后的时代是一“新的世界”，是“世界的黎明期”，是“世纪的新世界”。对于这一个“新世界”，他们满怀期望。他们相信人类的社会终将会迈向“和平、自由与平等”，一向受强大民族虐待、凌虐的弱小民族必会享得自由与平等的。且这一些知识分子对第一次世界大战后成立的国际联盟也充满了乐观的看法，他们认为：

……所以将来一切的国际战争，不要用战争的手段，在联盟中由世界

的公论可以容易解决，这个道理是很明白了。……有这个国际联盟氐

活动，人类的将来渐渐出现平和（和平）的光明……也可以证明全世界

的人类是爱平和，不爱相戮，国际场里已经失了武力的竞争，以后是

照人道主义振兴文化以贡献人类的实际生活……。

因此我们可以粗略地看出1920年代台湾的知识分子对当时世界局势的看法，毫无疑问的，他们对人类的未来充满了乐观的期待。更确切地说，他们非常肯定人类的那一种“善的本性”将会支配往后世界局势的发展。也因此我们可以去解释为什么当时“共存共荣”、“日华提携”与“日台融合”等一系列观念，能够在当时的知识分子间风靡一时。这样的一个乐观的态度，特别我们还可以从蒋渭水的“临床讲义”中发现。文中蒋氏认为虽然当时的台湾是“世界文化的低能儿”，原因是“知识的营养不良”。但蒋氏所提方法是利用教育的方式，“如此可在二十年内根治”。也由此我们可以看出当时的知识分子对改造台湾社会的信心与热情。

但这一种乐观的态度到了1920年代末期的时候，尤其是在1927年台湾文化协会分裂以后，即发生改变了。论者皆认为这是因为左翼思想传入台湾的知识分子所致，一时之间许多的知识分子对过去那一种乐观主义展开了批评。甚者，成立于1928年的台湾共产党还试图以殖民地民族革命的方式去进行武器革命，但并未能成功就被日本当局破获了。在另一方面，文协分裂后所产生的台湾民众党，虽然早期是由文协分裂后的右翼人士所组成，但不久也在蒋渭水的领导下介入工运与农运而左倾。此间时序也进入动荡不安的1930年代，如同我们所知道的当时世界的局势随着德国、意大利与日本的对外侵略而慢慢的紧张了，国际联盟的权威也因对侵略国的无力制裁而备受质疑。但与此同时，自1920年代末即开始的经济大恐慌又重击了自第一次世界大战以来追求自由民主的风气。到了1930年代初，日本国内军国主义的兴盛也让国内过去的自由开放的风气为之噤声。更何况是当时殖民地刚开始萌芽的左翼思想运动了。因此现今许多研究都指出到了自1930年代后，日本军国主义的兴起就是让自1920年代开始的台湾社会运动发展停滞的主要原因。对于这一个解释，我想确实在某种程度上回答了问题。但如同我前面所一再强调的，1920年代的几个重要的社会运动团体，如台湾文化协会、台湾共产党与台湾民众党，他们的产生一方面象征了当时知识分子对知识如何发生作用的看法；但在另一方面，这三个团体的那一种强烈的自许为启蒙者的角色，我的意思是说，像这样强烈的菁英取向团体到底会有可能对当时的台湾社会产生怎么样的影响。还是自1930年代因日本军国主义的反智思想所引起对知识分子的迫害而船过水无痕呢？更进一步来说，也许我们可以将上述三个团体的发展视为当时“知识分子社群”对“知识”的不同看法，与其先后发展脉络的历史。但我们却不能将其直接评估说这些运动对台湾社会的影响是如何地大；也许这些知识分子确实担负了思想上先行者（frontier）的角色，但我们还是应该去澄清他们到底所产生的影响程度为何？毕竟这一些参与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在当时占全台湾人口比例是非常地少；且当时的传播媒体亦不如今日的发达，料想这些知识分子除了办演讲会之外，应该是很少有其它的管道去传播他们的思想。因此他们所产生的影响，到底是在他们所生活的时候，还是对我们这一些拥有“后见之明”的历史研究者，我觉得这是一个应该好好再去思考的问题。因此对于当时知识分子活动的解释，我认为不应该是如论者所言的一概用抗日运动或爱国主义的思考方式去形容这些知识分子的活动。这样除了过度地化约历史事实外，还看到了不同政治势力在其中斧凿的痕迹，只是他们不愿去承认罢了。



四。台湾知识分子的宿命？

至此，让我们姑且用结果论的方法去看19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的努力结果到底是如何，结果很清楚的是，我们发现虽然这个时代虽然是一个所谓启蒙的时代，但事实上所被启蒙的并不是那些知识分子心目中的广大群众，而是知识分子本身。易言之，当时的知识分子很称职地扮演一个先行者（frontier）的角色。但是很不幸的，我们所观察到的除了这一个先行者的角色外，当时的知识分子仍旧不是社会上“有力者”的代表。更进一步地说，从一些日后的发展如所谓的皇民化运动中，我们可以发现这些知识分子并无法对当时的台湾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甚至于我们可以说在他们被日本殖民政府抓了以后，他们过往的思想与行动对照起战后台湾社会的发展而言，似乎是一个剧烈的断层。说得偏激一点，似乎这些知识分子存在最大的意义是对后世研究这一时代的知识分子的研究者所生。但事实是如此吗？至此，我们要问下去的问题是：那知识分子到底在要对这个社会负担起怎么样的责任？

根据Edward Said（1994）对知识分子这一问题的研究所言：他认为知识分子所应该负起的职责是：

知识分子的职责就是显示群体不是自然或天赋的实体，而是被建

构出、制造出、甚至在某些状况是被捏造出的客体，这个客体的

背后是一段奋斗与征服的历史，而时有去代表的必要。

在另外的一段文字中，Said更指出：

知识分子的代表是在行动本身，依赖的是一种意识，一种怀疑、投

注、不断献身于理性探究和道德判断的意识；而这使得个人记录在

案并无所遁形。知道如何善用语言，知道何时以语言介入，是知识

份子行动的两个必要特色。

虽然Said所言知识分子的内涵所对话的对象与前述1920年代台湾的知识分子不同。但Said的话却可以在相当的程度上提醒了我们关于知识分子到底负有什么样的责任这一个问题。简单地说，Said强调身为知识分子对社会与相关建制的批判性，这提醒