了我们知识分子的对话对象并不如过去我们所认为的只有国家而已，而应该还有对“知识”本身的对话。但可惜的是，我们都忽略了这一个面向，我们将太多的精神摆在知识分子与国家或政权的这一个问题上，且过去我们还没有将知识分子与国家政权之间的关系给分别考量。事实上，中国文化圈中那一种“贤人政治”的理想影响之下，知识分子自己也相信自己确实对国家或政权有一定程度应该负起的责任。也因此在对1920年代台湾知识分子所从事社会运动的研究，我们一直无法从政治的牢笼中出来，我们可能刻意忽视了当时的知识分子对“知识”的讨论，而满心以为当时的知识分子不是以民族主义的抗日运动为职志；不然就是以社会主义的阶级运动为职志。但至此，我们到底花了多少时间去对当时的知识分子社群做分析，这个问题应该是我们应该好好去反省的。

但回到前面所谈过的问题，知识分子所发挥的影响力到底有多大？他们与庶民社会的关系应该为何？对于这一个问题，我想分别从台湾史上日据末期的皇民化运动、战后至二二八事件的台湾与1970年后开始实施本土化后及日后所产生民主改革去谈这一个问题。

我们前面对知识分子的讨论似乎大都集中在对知识分子的“理想型”（ideal type）这一个问题的讨论上。诚然前述的那一些知识分子确实忠实地扮演好我们在进行对日据时代台湾知识分子的研究时的那一种ideal type的角色。但理想型终归是理想型，纵然是百花争鸣的1920年代，这些理想型的知识分子恐怕只是其中的一部份而已，且事实上有更多的知识分子是与当时政权合作的；再从另外一个角度思考的话，所谓的知识分子对社会到底有多大的影响力，毫无疑问确有其影响力，但所影响的层面真是那么地大吗？
五、近代台湾历史的发展中的国家与知识分子：

我们姑且先用日据时代的皇民化运动为讨论的起点。为了澄清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到底对当时的社会有多大的影响力这一个问题。我们先讨论皇民化运动对一般庶民的影响，更确切的说，我们是在讨论国家与知识分子影响力孰大的这一个问题。在庶民史的这一个层面来说，我想以流传在皇民化运动时期的两个故事－－“莎勇之钟”与“国歌少年”为例来说明殖民政府透过教育的方式去“启蒙”一般人民的国家意识与知识分子面对外来思潮因而对自身社群的启蒙过程，两股势力间是否有其重叠之处，或根本就是完全不同的两件事。



莎勇之钟这一个故事是发生在1938年，在台湾的一名利有亨社的泰雅族少女莎勇，为了帮出征的日本老师搬行李因而牺牲生命的感人故事。当时的台湾总督长谷川为了表扬莎勇的事迹，特别颁赠一只钟给利有亨社做纪念，而这只钟，后来就被称做“莎勇之钟”。另外一个国歌少年的故事是在当时的公学校课本中的一个课文，内容主要是1924年生于新竹州苗栗郡公馆庄的詹德坤的故事，而简单地说，他真是一个爱国的小孩，连临死前都不忘唱日本的国歌－－－君之代。这两个故事都分别在当时的台湾社会引起了很大的回响，国歌少年的这个故事就连日本人也非常地有兴趣。且顺势着这两个故事，当时的殖民政府还顺势地推出了许多与此两故事相关的活动如拍摄电影等，藉以强化这两个故事的正当性。而这两个故事对当时的台湾人民到底起了多大的影响，根据郑丽玲（1994）对台湾战时体制的研究指出，当时台湾在战争末期所实行的志愿兵制度，根据这些台籍日本兵的口述资料，也可以发现这其中的理由有很大的程度是因为“日本教育的成功”。这样的一个“教育成功”乃至今日成为台湾每每被批评为“日本情结”的源头。而我们要去问的问题是在此间，知识分子的角色到底为何？

在皇民化的这一个个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国家权力的充分展现，前述1920年代的那一型的知识分子至此很少有其生存的空间，遑论他们对台湾社会的影响。这应该也是李欧塔（Jean－Francois Lyotard）口中的terror吧！在这一个个案中我们所看到的是知识分子在面临国家权力的无力，或是说这些知识分子只能如王昭文（1990）的研究所指出的：从政治的场域退回到文学的领域中。假如是这样的话，那当时的知识分子到底扮演怎么样的一个角色？我想其中一定是有一种是前述如E。　Said所谈的那一种知识分子，但这些知识分子却在国家的强大压力下显得那么无能为力。

类似的状况，我们同样可以在战后乃至二二八事件爆发间的台湾社会中看到。只不过当时的台湾知识分子突如其来地面对日本殖民者的败退，对所谓的祖国感觉又是如此的模糊下。当时的知识分子还是有相当的人数投身所谓的社会改造运动，他们同样的面对一个新时代。但可惜的是，他们所面对的却是一个中世纪的国家机器，此间如1920年代那样的社会运动团体或人物又重现江湖了。原本被禁锢的舆论一时之间也风起云涌了起来。但这一切的反抗如二二八事件却仍是由一般人民所发起的，吊诡的是，事变后死伤密度最高的竟是当时的知识分子。知识分子虽然忠实地扮演一个思想上先行者的角色，但也同时必须在政治上扮演殉道者的角色。君不见，自1949年国民党流亡来台后，自1950年代所产生的白色恐怖，抹煞了多少知识分子对改革社会的期望。除此之外，国民党政府之后所发动的“中华文化复兴运动”，对台湾的“中国化”与当年日本的“皇民化”有什么样的不同？而处在其中的知识分子在政治上虽无法去产生影响力，但在其中所谓的知识分子又有多少能力去对抗那一种李欧塔口中的terror。但为什么当时的知识分子没有能力去对抗国家的影响力呢？

而从另一方面看来，不论是所谓的皇民化或中国化，目前所见受影响最深也最直接的，无疑的是一般的老百姓。但同时也给了知识分子进行启蒙的可能性。在过去台湾知识分子的历史中，即便到现在，我们都不断地看到这种知识分子试图去启蒙大众的现象。当然这些知识分子对时代的感度是绝对有他们的道理与他们的知识背景，但这样的思维模式却往往被启蒙这样的行为给限制住了。如同1920年代希望唤起民众从事社会运动的知识分子，他们都想透过启蒙的方式去说服群众相信他们的说法是对的。但在同时，却不免社会固定被视为“启蒙者”的角色－－－知识分子的责任就是进行启蒙，但有没有效果或会不会产生知识分子心目中理想的效果则要配合当时整体社会的状况去判断。知识分子最终还是被自己“启蒙者”的这一个角色给绑死，结果与一般的群众越来越远，最后失败后，不是在那怪外来力量的压抑不然就是说自己对情势的错估。这其中其实也暗示了知识分子基于自己所拥有知识所产生的优越感，并因为这个优越感产生与社会的隔阂。到最后终于映证了中国的那一句老话：秀才造反、三年不成。



六。代结语－－－那我们现在要做什么？

如同前面所述的，知识分子似乎除了思想上先行者与不一定成功启蒙者的角色外，现今的知识分子到底要做什么？

针对这一个问题，如同E。　Said所讲的意思：知识分子最可贵的在于其批判意识。而这样的批判意识也恰能与前述的思想上的先行者与启蒙者这样的角色搭配，而为什么我们现在要谈这一个问题，我想也因为太多的知识分子虽然号称为知识分子但却一直没有扮演好这一个角色。对一切事务缺乏思考的冲劲与该有的问题意识，绝大多数只会与主流的价值随之起舞，到最后连思想上的先行者与启蒙者的角色都失去了。

至此，我想说的是，台湾与大陆的知识分子界对自己的社群的反省态度。我们都知道台湾与大陆在1949年以后，内部都分别发生了很惨烈的政治运动。在台湾的是1950年代的白色恐怖；在大陆则以文化大革命为其代表。对这些惨烈的政治运动，近年来大陆针对了这些事件的平反出版了相当多的书，且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