成为了畅销书，这些书我所知道的如如万同林针对胡风事件所写的《殉道者》；戴煌针对胡耀邦所写的《胡耀邦与平反冤假错案》及史学大师季羡林针对自己在文革间的遭遇所写成的《牛棚杂忆》。当然像这样的作品，其实不论是在数量上与种类上都相当地多。

我想这是一个很值得注意的文化现象。反观目前的台湾，虽然也曾有一股所谓的针对几个特定政治事件的翻案风，但诚如廖炳惠（1994）所观察到的：这些政治上的平反运动，并没有因而成为整体社会论述的核心，而是快速地被从镁光灯下移至私人化的场域中去进行讨论，最后终究成为私人事务。这或许是台湾社会独特的社会文化现象，但也许我们应该去问的是为什么会有这一个现象？有人说是历史失忆；有人说是国民党的教育成功；更有人说，我们应该忘掉历史的悲情向前看。这其中蕴含了许多的问题，但我觉得最大的问题，应该是所谓的知识分子弃守了批判者的这一个角色。上述的那一些事情其实与知识分子的关系是最密切的，但吊诡的是知识分子却往往都不针对此事发言，却反而在替不同的主流价值寻找正当化的理由，因此表面上好象出现了许多的论述。但实际上，只是在学院的围墙内做自认符合规范的学术生产罢了，也因而与社会现实的关系越来越远。结果开始有虚无化的现象产生，至此会有比较有良心的知识分子便开始去问：我们到底在做什么；或到底我们为了什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