初步判决作出后，台湾当局出于对英国政府的出卖和对共产党政权初步胜利的仇视与恼怒，公然炸毁7架“两航”在港飞机，并进一步串通陈纳德的民用航空公司，运动美国政府对英国施加压力。美国政府的直接干涉使形势急转而下，并且很快奏效。
1950年4月3日，英国殖民大臣格里菲思在备忘录中忧心忡忡地写道：“在过去的四个月里，英国政府不断地受到美国政府的压力，要求采取措施，防止‘两航’飞机和其他资产落入共产党手中。美国国务院明确警告英国驻美大使，如果不能作到这一点，可能严重危及马歇尔计划和军援英国计划的继续实施。”（注：英国内阁档案Cab129/39，C.P （50）61，转引自余绳武、刘蜀永主编：《二十世纪的香港》，北京：中国大百科全书出版社，1995年，第192页。）美国政府掌握有制服英国的杀手锏，而脆弱的依靠美国才能获得生存的战后英国政府，也已经没有任何选择的余地。因此在长达一年的反复权衡、斟酌后，英国政府最终只得吞下两家在华企业被中共报复性征收（注：征收企业为上海英联造船厂及马勒机器造船厂。）的苦果，用修改法律的强制手段，将“两航”资产判给陈纳德。中国政府在美国的直接插手，和英国政府的骑墙政策下蒙受巨大的损失。台湾当局假手第三势力间接地取得“两航”资产争夺战中的最终胜利。表面上是两岸产权之争的“两航”资产争夺案，实质上反映了国共两党以及美中之间在香港事务中的首次较量。
除了物资之外，人心支持显然也是当时两岸在港角逐的另一个重要目标。国民党在大陆统治的旧秩序的崩溃，导致整个社会、政治失控和文化、心理失范。失败主义情绪充斥在旧政权的精英群体们内心深处。士绅阶层和国民党军政要员们纷纷自我放逐，滞留香港，极力想从国民党失败的阴影中摆脱出来。而更多的人则在静观形势、等待尘埃落定。国民党退台初期为稳定社会政治秩序，迫切需要加强对他们的收集、整合和控制，以克服他们失败主义、投降主义、逃避主义的病态心理，树立“反攻复国”的信念。同时，共产党新政权因国内政治、经济和文化诸方面建设的现实需求，也存在对滞港精英群体进行统战的必要性。
正是出于各自不同的利益需要和现实考虑，国共两党对滞港精英群体采取了各自不同的工作手段。共产党根据数十年的统战经验和对和平民主自由的诉求，确定了攻心为上、晓之以理、动之以情的主策略。滞港精英群体之所以逗留香港，根本原因就在于对旧政权深感失望和对新政权心存偏见：一方面其对国民党自身的腐朽性及其现实崩溃有着深刻认识，心生厌弃和失望；另一方面由于国共两党数十年的恩怨，并因国民党长期肆意诋毁造成对中共的误解，以及自身的罪愆自悔，又使之对新政权心存疑惧和缺信。针对这种复杂心理，中共又确定了冰释前嫌、既往不咎和礼遇劝归的统战方针。因此这一时期，中共细致的统战工作在滞港高层精英中相继取得不小的成功，并相继争取到原东北“剿匪”总司令卫立煌、原国民政府行政院长翁文灏、原国民政府驻德军事代表团团长黄琪翔、原国民政府云南省政府主席龙云等的先后归来。
与中共相比，国民党对人心的争夺占据有历史遗留的“人和”条件。它在人们心目中长期延存的“正统”形象，使之无需细致的心理浇释，而仅以一纸行政命令就具有更强的收集力。1950年1月4日，台湾当局下令一切滞留香港的国民党军政人员必须尽快赴台。（注：张山克编著：《台湾问题大事记——1945年8月－1987年12月》，华文出版社，1988年，第32页。）不久又全面展开党员登记运动，给予一切滞留海外的党员予以开除党籍、取缔薪职的严重处分。同时，在港情治机构也频频利用恐吓、绑架和要挟等手段，逼迫滞港人员迁往台湾。台湾当局的恐吓利诱和行政强制，使得许多“高级难民”不得不弃明投暗，离港去台，但也使得一些既不愿继续为腐败的旧政权效力，又不愿投奔大陆充当“贰臣”的国民党忠贞元老们，最终选择了定居香港，颐养晚年，甘作“寓公”的生涯。
对普通民众的争取，也是两岸在港寻求人心支持的重要内容之一。民众是社会的主体，争取到民众就意味着政权基础的稳固和国祚形象的树立。
新中国成立初期，专门设立港澳工委驻香港工作组负责处理在港事务。工作组的主要任务是充分利用传媒力量，在港人心目中树立新政权形象，并由此向台湾及海外辐射，让全世界华人和外部世界更多地了解新中国、支持国内建设。国民党败退台湾后，失去英国的外交承认，其代表中国的正统国祚地位在香港舞台上受到否定。因此它确立的对港工作方针，是用精神和金钱支持闲散政客、南来报人和各党派巨头在港活动，努力在港潜伏力量，培植势力，开展针锋相对的反共宣传，以期继续保持在港民众中的影响。香港遂在两岸角逐中成为两党争雄逐鹿、各显神通的舆论阵地。
这一时期，国民党在港主办或斥资培植的右派报纸，除原有的《香港时报》外，新出版的如蚁麇集。主要有成舍我的《自由人》、陈孝威的《天文台》、沈秋雁的《上海日报》、卜少夫的《新闻天地》等等。这些报纸普遍带有解放战争时期便已有的敌视、诋毁和恶意中伤等特征，不但对新中国的各项方针政策和经济建设大肆攻击，极尽歪曲污蔑之能事，而且还威胁恐吓民众，酿造不良的舆论导向。为了揭露香港一些反动文人和反动报刊的真实面目和险恶用心，港地拥护新政权的报纸，如《大公报》、《商报》、《晶报》以及《周末报》等都纷纷开辟专栏，在客观公正报道国内建设现状的同时，卓有成效地展开着对敌斗争、驳伪存真、辟谣就正的舆论宣传。这些报纸持论公正、健康积极，在港人中产生了积极的影响。读者来信称：“在香港，大小报纸刊物数百数十种，绝大多数是反动的，用有毒的色素来毒害同胞们，我们就有别于这些报纸，继续揭露他们的谣言，给读者报道真实的消息和培养读者爱国的思想，一字一句都要向人民负责”（注：钟紫编著：《香港报业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1页。）。《周末报》更是因其笔锋犀利、极富战斗力，在港人及海外侨胞心目中成为正义和公正的代言人。读者赞誉它“象一支带火的响箭，在黑暗里划出一道光芒，喝倒了南方的叫嚣”（注：钟紫编著：《香港报业春秋》，广州：广东人民出版社，1991年，第281页。）。
两岸这一时期在港争夺人心的较量中，除了直接的舆论对抗，其背后各自的经济政治社会状况也不可忽视。值得指出的是，朝鲜战争爆发后，新中国实行了全面的“三反”、“五反”和镇压反革命运动。这种从客观现实需要出发而制定的峻急政策，在港人心目中造成了严重的负面影响。右派报纸因时而动的推波助澜，使左派报纸捉襟见肘、难以自圆。其最终结果只能是促使得益于朝鲜战争而地位上升、经济得以迅速恢复、政权日见巩固的台湾当局吸引力迅速膨胀。许多早先徘徊观望的精英分子和民众最终投奔了“自由中国的乐土”。香港侨商和流亡知识分子纷纷赴台考察、观光和定居。1954年11月10日，海外侨团侨队齐聚台湾，讨论发起“条条道路通自由运动”，提出利用侨胞开展国民“外交”，进行反共宣传，运动人民“投奔自由”。香港迅速成为这一运动的中心。如此种种，表明国民党已然利用港人对旧政权残留的权威心理和依附情结，以及中共政权自身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