九龙及荃湾暴乱后，两岸在港冲突暂告一段落。国民党在港活动受到抑制，一时还难以有所作为。1958年10月，国民党确认统一中国的主要途径“为实现孙中山先生之三民主义，而非凭借武力”（注：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342页。）。国民党在港活动随之转入潜伏期，在港政治影响逐渐淡出，通过香港对大陆转口贸易的经济往来日渐频繁。与此同时，中共取得在港政治优势后，继续坚持其“长期打算，充分利用”的一贯政策。1958年国防部发表《告台湾同胞书》，正式提出和平统一祖国的政治主张。保持香港稳定繁荣、利用香港独特的政治环境，为两岸和谈开拓道路，酿造和平的气氛、宣传和平政策，成为中共驻港机构对台工作的总体方针。两岸在港关系受双方整体政策的影响，逐渐进入和平、有序、理性化竞争阶段。
三、总体评价及余论
综观50年代两岸在港关系的历史演进，我们不难发现，两岸在港关系较之直接的海峡两岸关系既有其相联系的一面，又有各自的特点。首先，直接的两岸关系是根源于历史宿怨的心理创伤和对统一的强烈悸动。由于地理的和国际大环境的影响，其主要表现为军事上的对抗和对峙。断绝接触的分裂局面不可能为其更深层的互动创造条件。而两岸在港关系则恰恰相反。香港是所谓自由世界的象征，归属于英国政府的管辖，两党除了潜在的攻势，不可能发展为直接的军事冲突。但由于两党的直接接触和相互对立，又使得其政治较量转而在利益角逐、情感仇视和意识形态的冲突中强烈折射出来。这实际上是一种内化的最深层、最持久、最具长远影响力的较量。到后来，这种较量的潜在影响力仍然存在，并成为影响和制约九七香港回归前后的一个重要政策课题。
其次，两岸在港关系受到港英政府的政策影响。港英政府可以运用行政的或法律的手段来直接干涉两岸在港关系的可能性发展。英国政府由于其在国共两党以及东西方政治舞台中的矛盾地位，加上传统的现实主义政策导向，使得它在事实上采取了两面讨好的骑墙政策。一方面它对共产主义心存疑惧，唯恐左派势力在港制造事端，损及英国在港利益，因而有意纵容国民党在港活动，以期借此制约和平衡这种危险。另一方面，它又出于自身利益考虑，不愿因抽象的意识形态对立和国民党的胡作非为引起中共的反感，从而给在港统治带来危险，因此又不得不作出姿态，努力不让香港成为“被国民党特务分子用作对中共进行破坏的基地”。是故，两岸在港关系受其政策影响，表现出一种均衡态势，即中共所施加的政治压力和国民党所具备的政治张力的平衡。
其三，两岸在港关系在大多数时候，表现为和平竞争状态，并是在无损于香港法律和秩序的前提下、在香港法律和秩序的判决中——尽管这种法律和秩序时不时被港英当局自身更改和扭曲——进行和终结的，同时也是置身于“第三只眼”——超脱的港人和时刻关注着两党两岸政治发展的海外华人和国际社会——的视野中进行的。正因为如此，两岸在港的较量被赋予了一种非政治的“是非”色彩。正是由于这种“是非”观念的潜在制约，使得中共政府对于发生在香港而涉及两岸关系的种种事件的处理，始终坚持着有理、有利、有节的斗争方针。即便是在最严重的暴乱冲突中，其反应也只是限于严正抗议和口诛笔伐，并未采取过任何过激行动。英国政府担心的中共对港实施经济封锁或在港制造对抗性骚乱的事件从未发生。中国政府沉着、稳重、理性、克制的态度，和台湾当局在港蠢蠢欲动、看人脸色的举动，形成鲜明对比，显得形象高大、令人尊敬、更具有强盛自立的宽容风度。而这，也正是后来中共政权最终能赢得海内外华人普遍好感和欣慰的原因所在。
中国政府之所以采取这种特殊的方针策略来处理两岸在港关系，与当时的国际关系格局大有关系。新中国成立后，长期未能打破西方国家的政治孤立、经济封锁和军事包围。香港是中国与西方国家保持联络的一个通道，也是中国粉碎孤立、封锁、包围的突破口。维持香港现状、保持香港稳定是整体的对港工作方针。由此出发，中共不愿因国民党特务的蚍蜉撼树式的小打小闹而放弃对港的长远打算。此外，中共自身对台湾始终抱有血浓于水、谋求和平统一的真诚愿望。美国对台湾的觊觎是促使中共对台欲打欲停的根本原因。要想不让台湾琉球化，真正使祖国完全分裂，就不可避免地要允许国民党在香港不时地抓住机会发泄败退台湾的屈辱情绪，以帮助国民党树立独立生存的意志，从而也为以后的和平统一留下余地。
美国在两岸在港较量中的影响不可忽视。陈纳德集团插手“两航”在港资产争夺、李盛林事件中美国出面干涉、九龙暴乱前夕美国中央情报局局长艾伦·杜勒斯对香港的秘密访问以及暴乱中美国资助的亚洲出版社和良友图书公司的暗中活动（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22号，第59-60页。），都无不表明这种影响所起到的推波助澜的作用。美国扮演这种角色的根本原因，是出于遏止中国的冷战需要，倒并非是因为有直接的利益参与其间。新中国成立带来远东政治格局的变化，对极力谋求太平洋霸主地位的美国形成无形的挑战。但国民党在大陆的失败又使得它难以在中国打入一个能发生作用的楔子，因此便只有利用香港、利用国民党作为外部突入的敲门砖。它在两岸在港关系中担任的角色是暂时的，随着以后中苏关系的破裂、中美关系的解冻、以及英国摆脱对美国的依赖后，它对两岸在港关系中的影响将日渐消退，以至难以发挥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