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50年代后半期：暴力冲突与对抗

　　1954年6月17日，中英互换代办，正式建立外交关系。英国承认大陆对旧政权在港遗产具有合法继承权和处置权。它意味着无论在政治外交还是法律交涉上，财产之争必将不再成为两岸在港争夺的棘手问题。同年12月2日，美国出于遏止中国的冷战需要，抛弃“台湾中立化政策”，与台湾签署《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承诺与台湾“采取行动，对付共同之危险”。（注：沈剑虹著：《使美八年纪要》，北京：世界知识出版社，1983年，第340页。）台湾得到美国的保护伞，复在帝国主义卵翼下叫嚣起“反攻大陆”的政治神话，并肆无忌惮地到处进行破坏，妄图达到颠覆新政权的目的。

　　受以上两方面因素的影响，这一时期的国共两党在港较量，从早期对物资和人心的争夺，转变为颠覆和反颠覆、破坏和反破坏的斗争。1955年国民党特务制造的“克什米尔公主号”飞机爆炸事件，是这一转变的标志。

　　这一年4月11日，中国出席亚非国家会议的代表团成员包用的印度客机“克什米尔公主号”，在飞越北婆罗洲沙捞越附近时，发生意外爆炸。同机遇难者当中有新华社香港分社社长周作梅。4月12日，中国外交部首次发表声明，声称该事件是“美蒋特务机关蓄意制造的谋杀”，旨在暗杀原拟乘坐该机的周恩来总理，并责成港英当局“彻底查究”，将肇事者“逮捕法办，以明责任”。（注：李后著：《百年屈辱史的终结》，北京：中央文献出版社，1997年，第46页。）台湾当局对此则严格采取低调态度。国民党《中央日报》在短短的50来字的报道中甚至诬蔑该事件为中共内部权力斗争的结果（注：《中央日报》（台湾），1955年4月14日。）。5月27日，亚非会议派出的事故调查团公布的调查报告郑重指出：飞机是在香港停留途中被装上炸弹导致爆炸的。（注：《新华月报》1955年第6号，第36-37页。）事实证明这是一起严重的特务暗杀事件。40年后，当年参与并策划该事件的原国民党“保密局侦防组组长”谷正文在台湾《中国时报》上公开供认，该事件的确是国民党特务买通香港启德机场员工安排的暗杀事件。他还披露，事件发生后，国民党香港情报网最高督导王新衡曾秘密会见港督，与之达成口头协议，谓只要港英当局不对被捕台湾情治人员判刑，则国民党将保证不再在港制造恐怖活动，并允诺停止在港印制假钞。（注：张宜平撰：《专访谷正文筹划谋杀周恩来经过》，《中国时报》周刊，第171期。）而港英当局当年也的确有意纵容主要案犯周梓铭逃遁台湾，并仅将一批涉嫌人员简单递解出境了事。一件轰动世界的国际恐怖事件，便在港英当局纵容绥靖的阴谋中瞒天过海。

　　港英政府拙劣的骑墙政策给两岸在港关系造成了极坏的影响。一位谙熟香港时局的人士这样评价该事件引发的后遗症：“自从‘克什米尔公主号’事件以来（那时周梓铭在一个英国人雇佣的暗藏特务的协助下逃走了——原注），国民党便得到了鼓励去加强他的活动网和同不折不扣的黑社会的联系。但是，虽然豢养每个特务分子的代价是便宜的，而这一大帮特务分子的总代价却是很贵的，他们必须各自作出成绩来，如果他们要继续吃饭的话。这样便产生了迫使他们采取行动的压力。……如果英国人听任这些特务分子在这个地方继续横行下去，那就不会平静多久，随后任何事情都会发生。”（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22号，第61页。）

　　香港民众的这种看法最终得到了事实证明。1956年1月发生的李盛林事件为港英政府的“听任”态度提供了注解。当月31日，李盛林驾驭F-86型战斗机窜入大陆粤闽两省上空进行骚扰时，被中国空军飞机围堵。情急之中，该机迫降于香港启德机场。中国外交部当即向英国驻华代办发出照会：“有必要指出，这架飞机是全副武装的作战飞机，它是在中国领土上空进行骚扰后逃入香港的。香港当局有责任把这架军事飞机和机上的当事人员予以扣留。中国政府相信英国当局不会容许香港被利用为对中国进行军事破坏活动的基地和逃避的场所”。（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8号，第8页。）国民党“国防部”则发表公报，诈称该飞机是在作例行长途训练时，因机械故障迫降香港的，且飞机是全无武装的，要求港英当局予以返还。（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2月1日。）在两岸的再次争夺中，港英当局又一次包庇国民党特务的破坏活动，悍然不顾中国的抗议，将飞机返还台湾。国民党特务分子从该事件中最终摸清了港英当局的政治脾气，“反攻大陆”的气焰更为嚣张。随后果然“未能平静太久”，一场更大规模的破坏活动在港英当局的绥靖温床上迅速酝酿成熟。

　　1956年“双十节”的九龙及荃湾暴乱是国民党在港特务分子的总演出。暴乱是由国民党特务分子借“双十节”旗帜标志被撕事件借题发挥而引发的。国民党“中央委员会”第6组的外围分子，“军统”驻港特务，以及暴乱前夕从台湾专程赶来的特务头子直接参与、策划、指挥了这场暴乱。暴乱的基本力量则是“十四K ”、“三合会”等黑社会组织，参与者包括在港亲台分子、驻港特务、逃港国民党残渣余孽，甚至包括亲国民党的在校学生。暴乱的根本目的是“为了‘国家’的体面，为了振奋海内外同胞的人心，为了使香港政府不敢轻视右派力量，……出这几年来的一口怨气”（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49-50页。）。暴乱攻击的直接对象是左派的报馆、商店、学校、社团、工会等在港实力机构。

　　暴乱发生后，国民党各大报刊演出了一场贼喊捉贼的闹剧，大肆诬蔑“此次骚乱是共党分子有组织的企图激起人民反西方的情绪”，“香港的共党分子则无疑是一些幕后人物”。（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10月12日。）国民党“行政院”副院长黄少谷也对外诡称：“九龙毁旗事件变质显系共×乘机造成，确信共×之阴谋活动业已掺杂其间，妄图迫使港府加强管理反共人士。”（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10月13日。）美国《纽约电讯太阳报》则煽风点火，指责暴乱为中共所为，并压服英国政府就此事作出解释。（注：《中央日报》（台湾），1956年10月14日。）

　　中国政府对事态的发展极为关注。《人民日报》一连发表六篇观察家评论，痛斥国民党特务分子危害港九同胞的罪行。（注：《人民日报》1956年10月12、13、14、18、24、27日。）国务院总理兼外交部长周恩来也向英国驻华代办欧念儒提出严正抗议，要求港英当局立即采取有效措施，严厉制裁国民党特务分子，切实保护在港九的中国居民和中国政府所属的机关和企业。（注：《新华月报》1956年第22号，第50页。）

　　两岸在港的对抗似乎有严重升级的态势。港英政府迫于中共的压力，不得不采取行动。13日，港督葛量洪提前结束度假回来处理暴乱。警察处和驻港英军在市区实行宵禁，全力搜捕黑社会各堂口首要人物。当夜，警方拘押在“漆咸营”的黑社会人物多达3000人，此后两天内，又升至5300余人。（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62-63页。）国民党苦心经营的活动网遭到严重破坏和打击，整个黑社会地下网络也被摧毁殆尽，从此一蹶不振。台湾当局的名声也弄得声名狼藉。正直的英国官员认为，国民党在“今年10月10日的事情干得不好”。（注：《香港与中国——历史文献资料汇编》（第一集），香港：广角镜出版社，1984年，第61页。）而和平的普通民众则重新去审视国民党当局的狰狞面目，并视之为恐怖和骚乱的根源。共产党在港势力虽然同时受到严重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