拉姆说：菲将不考虑中国警告，继续派海军在南中国海巡逻。中国驻菲大使表示：菲巡逻舰撞沉中国渔船事件之后，如菲继续派军舰在这一带巡逻，“等于是宣称他们有意强迫中国接受军事解决方案”。菲总统府当日表示，由于菲美《来访部队协议》已获通过，菲美可望在2000年2月恢复联合军事演习。



如果将上述几乎是连锁出现的现象联系起来并作历史比较考察，就会发现，自冷战后，特别是科索沃战争后，以美国为首的盟国对华遏制战略在中国东部地区已进入收缩阶段，中国东部地区的安全形势已近战争的底线。

五?台湾问题与中国前途

目前的形势已把中国的和平主义者逼到死角。现实迫使中国前只有两种选择：要么，象本世纪初的美国一样，走马汉提出制海权道路，冲出霸权的封锁，用强力保卫和发展毛泽东、邓小留给我们的政治遗产，为实现小平同志为我们制定的到下世纪叶“把我国建设成中等水平的发达国家”的伟大目标，中国经济的持续发展保驾护航；要么，中国就可能被迫面临因济发展受阻而经历上世纪曾国藩、左宗棠、胡林翼等同样经历的乱局。如果这种局面真的出现，接踵而至的将是中国的内战

和分裂。届时，李登辉所希望的让“中国大陆摆脱大中华主义的束缚”、让中国分裂成“七个区域”的前景，不是不可能发生。

在全面推进市场经济的经验方面，美国人是我们的先生。从经济发展阶段来说，今天的中国与上世纪末和本世纪初美国的历史相似。美国南北战争后，国内建立了统一的市场，给国内经济的发展提供了新的动力。西部土地的开发、自由劳动力和国内市场的扩大、先进科技的应用和欧洲资本的输入，使美国以惊人的速度崛起并成为当时资本主义世界新的一极。从美国内战结束时的1865年到美西战争爆发时的1898年，美国小麦产量增加了256%，谷物增加222%，精糖增加460%，煤炭增加800%，钢轨增加523%，投入铁路运行的长度增加567%以上，原油从300万桶增加到5500万桶，钢锭铸件由不足2万吨增到900万吨。1890～1938年间，美国钢铁产量、能源消耗均占世界第一。

国内市场、国内资源的有限性和资本扩张的无限性之间的矛盾，不仅是资本主义经济，也是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亦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1874年、1877年、1886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美国早期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经验之一并不是经济优先，而是海军先行。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1887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1882～1883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1882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建造圆明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1889～1893年)已将海军军费从1886年的1700万美元增至1893提的3000万美元，军舰从3艘增加到12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从1890年到1914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6.9%猛增至19%，至1894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三。与此同时，美国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1867～1889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接受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1895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1898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一方面，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及经济发展速度要靠外贸维持；另一方面，近20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使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就在中国国企改革正在将就业包袱以几何速度甩向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社会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在缺乏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也持续向海外延伸。如果海外市场不保或国家经济受到美国的强力制裁，那么中国很可能因国内社会矛盾骤增而再次产生动乱，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国家分裂的乱局。届时，上世纪由曾国藩、左宗棠和胡林翼所遭遇的历史，极有可能再现。中国的历史将会再回到20世纪初的原点，与伊拉克、苏联和南斯拉夫的毁灭一样，中华民族百年奋斗的成就(也可能连带中华民族本身)，将会在内忧外患中灰飞烟灭。

对当今中国而言，不保发展就无以生存。但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需要武力保卫的。如果说，昨天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先生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那今天中国人应该从一百年前的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主权，不应仅只是一个涉及领土的静态概念。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同时还是一个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得以生存下去的“硬道理”，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保卫自身发展权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战斗力。国际斗争原则与大自然优生原则一样，大凡能留下的，并不是长的肥硕和漂亮的，而是牙齿和爪子锐利的。在本世纪将要结束的今天，国际上反华力量的利爪正在伸向我们的咽喉。历史从不支持那种仅凭农夫般的善良就能迎来盛世的观点。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目前东部地区出现的台海危机，是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对中国制海权及需由制海权捍卫的发展权的全面封压的开始。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在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批评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应尽快提出自己的“周边事态”概念及其相关法案。在主权安全方面，妥协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要求中国退让的底线是让中国交出西藏、台湾与南沙地区的(实质上的)主权，台湾李登辉和日本对我要求的底线是让大陆肢解，让中华民族在肢解中毁灭。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与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日本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之认真谈判的情形一样，中国人也应当以实力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互让中合作的意义。

中国是否能作到这一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许多问题，但中国50年建设的成就，已使其拥有了相当的军事和国防实力。尽管这种力量总体上不如美国，但对美也有一定的威慑力。由于中美双方都是有远程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因此，目前看来中美直接宣战的可能性不大。与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在实力面前，美国外交政策历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本世纪初，日本用武力将俄国赶出东北亚后，美国就与日本签定《兰辛-石井协定》，在东北亚地区向日本作出让步，表示“合众国政府承认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