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在内的所有形态市场经济的基本矛盾之一；同时也是市场经济、特别是刚进入市场经济轨道国家的社会内部矛盾产生的重要根源。 1874 年、 1877 年、 1886 年，美国爆发了规模巨大的工人罢工。国内市场不足和由此激化的社会矛盾，要求当时的美国经济必须向海外发展 [30] 。

　　美国早期扩展海外市场的重要经验之一并不是经济优先，而是海军先行。

　　在当时寻找海外市场，必须解决两个问题：其一，美国必须获得更多的海上基地作为贸易和海军的中转站，以保护和扩大美国的海外利益；其二，美国必须解除当时横行于东太平洋的霸权国家即英国、德国及西班牙的海权压力。这两大现实问题使越来越多的战略家对当时美国传统的沿海战略提出质疑，他们认识到现代海军的舰只不应是单独航行或停留在美国沿岸港口，而应集中成舰队在海上采取进攻性行动。正如 1887 年美国一位国会议员正确地指出的那样：我们需要的是这样一支海军，“它能使我们在远离海岸的地方迎击来犯之敌。” [31]

　　美国振兴海军的工作于 1882 年开始。当时的切斯特·阿瑟总统表示：“国家的安全、经济和荣誉需要我们全面振兴海军。” [32]1882 年国会决定建造军舰两艘，至此开始了美国扩建海军的计划。几乎就在中国清政府用建北洋水师的钱，建造颐和园的同时，美国哈利逊政府（ 1889 ～ 1893 年）已将海军军费从 1886 年的 1700 万美元增至 1893 年的 3000 万美元，军舰从 3 艘增加到 12 艘。美国海军由世界第十二位跃居第五位 [33] 。从 1890 年到 1914 年第一次世界大战前，美国海军军费从所占整个联邦支出的 6.9 ％猛增至 19 ％，至 1894 年美国海军已居世界第三 [34] 。

　　与此同时，美国果断地开启与英国、德国和西班牙在东太平洋上争夺霸权的战争。 1867 ～ 1889 年间，美国买下了阿拉斯加，占领了中途岛，迫使英国和德国接受美在夏威夷的珍珠港和萨摩亚群岛的帕果－帕果建立海军基地的权利。 1895 年，英国试图扩大英属圭亚那的领土，和委内瑞拉发生边界冲突。美国在“门罗主义”的旗号下强行干涉并迫使英国接受美国的仲裁。 1898 年，美国向西班牙宣战，利用其海上优势迅速击败西班牙舰队。后又将西班牙在太平洋和加勒比海的殖民遗产波多黎各、关岛、菲律宾和古巴攫为己有。美国在打败西班牙、迫使英国和德国在萨摩亚群岛、英国在拉丁美洲地区向美国作出让步的同时，也就真正步入世界大国的行列。

　　今天的中国，经济已转入市场经济轨道。一方面，近一半的国内生产总值及经济发展速度要靠外贸维持；另一方面，近 20 年经济的高速增长已使中国经济发展所必需的能源越来越多地依赖进口。就在中国国企改革将就业包袱以几何速度甩向保障体系尚不完备的社会的同时，中国的经济在缺乏军事保护的情况下也持续向海外延伸。如果海外市场不保或国家经济受到美国的强力制裁，那么中国很可能因国内社会矛盾骤增而再次产生动乱，随之而来的则可能是国家分裂的乱局。

　　对当今中国而言，不发展就无以生存。但发展权与生存权一样，是需要武力保卫的。如果说，昨天中国共产党人从蒋介石先生那里学到了“枪杆子里面出政权”的道理，那今天中国人应该从一百年前的美国人那里学会“枪杆子里面出主权”的道理。

　　主权，不应仅只是一个涉及领土的静态概念。从动态的角度看，它同时还是一个包括生存权和发展权的概念。当代中国的发展已成为中国得以生存下去的“硬道理”，而今后中国的命运则取决于中国是否具有自主发展的实力。这种实力，在昨天的美国人那里主要表现为保卫自身发展权的军事能力，特别是海军的战斗力。对今天的中国来说，目前东部地区出现的台海危机，是美国及其太平洋盟国对中国制海权及需由其捍卫的发展权的全面封压的开始。我们对此要有清醒的认识和准备。在日本对亚洲国家的批评置之不理的情况下，中国人也应尽快提出自己的“周边事态”概念及其相关法案。在主权安全方面，妥协是没有出路的。美国要求中国退让的底线是让中国交出西藏、台湾与南沙地区的（实质上的）主权，台湾李登辉和日本对我要求的底线是让大陆肢解，让中华民族在肢解中毁灭。现实留给中国共产党和中国人民的选择，应当以台湾问题为突破口，强力打散美国遏制中国的环岛锁链，冲出霸权；与当年美国迫使英国、日本迫使美国坐下来与之认真谈判的情形一样，中国人也应当以实力迫使美国认真思考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在互让中合作的意义。

　　中国是否能作到这一点呢？回答是肯定的。这是因为：第一、尽管中国目前存在许多问题，但中国 50 年建设的成就，已使其拥有了相当的军事和国防实力。尽管这种力量总体上不如美国，但对美也有一定的威慑力。由于中美双方都是有远程核打击能力的国家，因此，目前看来中美直接宣战的可能性不大。与一百年前的英国一样，在实力面前，美国外交政策历来具有相当的灵活性。本世纪初，日本用武力将俄国赶出东北亚后，美国就与日本签定《兰辛－石井协定》，在东北亚地区向日本作出让步，表示“合众国政府承认日本在中国，特别是在它的领土之接近的部分，有特殊的利益” [35] 。 50 年代初，美国不顾中国再三警告，出兵朝鲜，中国作出军事反应后，美国被迫在板门店向中国作出让步； 70 年代，苏联在全球范围发起咄咄攻势，美为避免两线作战，尼克松访华，向号召“全世界人民团结起来，打败美帝国主义及其一切走狗”的毛泽东主席再次作出让步。值得注意的是，美国每次让步的直接受害者，并不是昨天的反美战士，而是那些昔日的追随者例如南越的吴庭艳、台湾的蒋介石及西藏的达赖等。世纪之交，中美关系再次陷入底谷，若中美矛盾进一步激化，极有可能引起美国支持的代理人与美联合或在前台单独地与中国发生正面冲突。这对中国来说，既是一场严峻的挑战又是历史赋予中国冲出霸权封锁的千载难逢的机遇。

　　从挑战的角度讲，未来中国与美国代理人的战争，是一场只能胜不能败的战争。与上世纪末的中日战争一样，中国一旦战败，就会由此引发国内政治混乱、继而国家分裂和西方“文明国家”进入中国进行所谓的“国际调停”；届时，中国政府还得像今日南斯拉夫一样，被迫以吸引“投资”的“文明”形式，向打击和肢解中国的强盗们进行变相“赔偿”。

　　从机遇的角度看，我们应注意到这样一个事实，即那些浮在中国东部及东南海面上的美国伙伴，都是离中国很近的国家或地区。这使中国得以避免远洋作战 ( 目前这还不是中国海军的强项 ) ，近海作战对目前中国而言已是可为之事；同时，由于这些国家和地区缺乏最基本的本土纵深作战的地缘条件，因此，其致命的弱点，同时也是他们军事作战必须绝对避免的，是使战场伸入到本国（地区）境内（本世纪初日本政治家对此认识得最清楚，正因此他们才先发制人，把战场直接引向中国境内），而这在海空运输力及导弹打击力已高度发展的今天，如果没有特殊的抵抗力量，横在中国东部及东南一带与中国作对的国家和地区，是很难避免战火在其本国（地区）境内燃烧的后果的。

　　因此，这些国家和地区在发动战争前的心理压力要比中国大得多。可以肯定的是，如果没有这些东亚国家和地区的参加，如果中国不向美国全面挑战，美国是不会单方面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