这使我们想到大陆的“文化大革命”时期人们的狂热。为了一种所谓的崇高的理念和主义，人民既被统治者当成操弄的工具，反过来，在台湾选举民主的环境下，这种狂热又逼迫统治者或领导者更加极端化和权术化。民进党虽然党格尽失，威信扫地，但这部“选举的超级机器”就是摇摇欲坠而不倒，泥牛过海无大失。
虽然台湾“深绿”群体的本土意识有着某种历史和文化的根源，呈现出一种复杂性，但是，不可否认的是，中国人民的劣根性，造就了民进党这种操弄民心于股掌的劣质党格和丑陋的选举工具理性。上一次高雄市长选举前夜的国民党候选人的诽闻，两年前“总统”选举前夜的“两颗子弹”，此次高雄市长选举前夜的国民党候选人的“走路工”录像，等等，这些令世界理性和善良人大跌眼镜的花招、小动作，都会给民进党带来反败为胜的奇迹。
卑鄙是卑鄙者的通行证，高尚是高尚者的墓志铭。胜利者身上的卑污，造成了全社会公共精神的错乱和道德水准的下降。如果这一切的卑鄙，都是假专制之名而行之，人们尚能理解。但如果这一切都以民主之名行之，那么，全社会、全民族的精神文化的损失将是何等创深痛巨！
又岂止是变质沉沦不思悔改的民进党，泛蓝集团表现得又何尝令人满意。以清廉、“不沾锅”为特征的马英九出任国民党首，本来应当被视为是台湾人民对国民党长期贪腐、黑金政治的一种否定，一种新的希冀，一种理性的选择。但是，无论是岛内的某种舆论，还是以客观见长的凤凰台诸多资深评论员的意见，都表现了对马英九的一种拒绝，一种刻薄和世故，即认为马英九太过清廉和理性。当然，马英九作为一个政治家，有他不成熟的方面，但是，做为一种理念和人格象征，他被许多人否定，也就是以“马英九太清廉”而被这些人否定，这是一种文化的悲哀，一种中国群体人格的悲哀，一种政治的悲哀。另外，同是泛蓝阵营，在人民利益和政治大局的形势下，却出现诸多不和谐的动作。国民党和亲民党都表现出对一党私利和个人私利的过度算计，从而难以完成整合，宋楚瑜甚至在台北市长选举中打横炮，自相残杀，结果以不自量力的惨败宣布要退出政坛。这种迷恋于自我利益的狭隘器局，使得台湾的民主制度付出了进步的更大代价。其根源，无不在于国民的劣根性。
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看待台湾无论蓝绿其恶劣、可悲或可笑的表现，就不妨回顾龙应台女士在反省台湾那位“元首”恶劣表现时说出的这样的话：
当一个元首成为“千夫所指”时，一个深层问题必须追究的是，这样的元首和他的裙带集团，究竟是怎么产生的？
他们的家庭和小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一介不取是基本操行，诚实是第一原则？他们的中学教育，有没有教过他们，公和私的界线要严格分明，人要为自己的行为负责？ 元首的大学法律系教育，有没有教过他：最大的权力必须以最大的谦卑来承担？有没有教过他韩愈在1200年前说过的话：“有官守者，不得其职则去”？有没有教过他萨穆尔•斯迈尔斯在130年前说过的话：“一个伟大的国家领袖在他身后留给国家的财富是，一个毫无瑕疵的生活楷模，是所有后人在形成自己品格时仿效的榜样”？
他所一路成长的社会环境——父母、长辈、老师、社区、媒体、整个教育系统，有没有给过他一种熏陶，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一种教训，告诉他：没有品格，权力可能就是灾难？
培养了他的政党，在台湾民主进程上曾经做过伟大贡献的这个党，有没有认识到，人民当初是因为对这个政党的品格有所信任才将权力交给了它，而将来人民还迫切地需要它，重建清新的品格力量，去监督和对抗下一轮可能腐败的新的执政者？
今天拼命为他辩护的人，是为了什么而为他辩护？品格和道德, 在民主政治里, 究竟还算不算数? 今天反对他的人，又是为了什么而反对？是真正原则的坚持，还是党派权力的便宜计算？
如果我们的家庭、学校、社会、政党，从来就不曾把品格和教养看做教育的关键内容，如果我们的政府，从来就没把公民素养看做国家的教育大计，如果有了民主制度，但是制度里的人民本身是一个对于品格根本不在乎的群体，那么选出一个无能、无识又严重缺乏耻感的总统，我们为什么惊异呢？
任何一个政治人物，都是社会的整体文明与教养的产物。检讨他、批判他的同时，这个社会本身的公民教育和品格培养，恐怕更值得我们深深、深深地思索。
遗憾的是，龙应台女士所指出的台湾社会的缺陷，在此岸不但全部存在，而且更加严重。
在今天，如果此岸的我们不顾国民和社会这种基本的道德水准和素质，不顾政治人物极大可能的品格和道德的缺失，不顾整体社会环境的恶劣，贸然地、急速地进行民主政治，恐怕会带来比陈水扁和民进党与国民党、亲民党更加严重的问题。这种冒进，给中国大陆人民带来的损失，甚至会让我们遭遇不可挽回的历史悲剧。
让我再来回忆当年也就是上世纪七十年代末在中国大学校园涌起的那一股民主化浪潮。作为亲历人，我不得不说，那次民主化运动中，虽然也打出了崇高的理念旗帜，出现了少数可歌可泣的英雄人物，但也相当多地出现了类似陈水扁的投机分子，出现了许多阴谋诡计，出现了个人利益的太多算计。二十多年后，再看当年的风云人物，大部分雨打风吹去。我们可以叹惋中国的一次民主运动的夭折，但我也在想，从某一角度我们也许应该庆幸。那些思想偏激幼稚、政治经验缺乏、有种种人格缺陷的“青年政治家”如果假政治改革机遇上台得逞，必然的结果是造成中国的大乱，人民的沉重的损失。
中国经不起一场大的政治动荡，在这种政治动荡中上台执政的可能是陈水扁式的人物，不但人民会遭受种种损失，国家命运难测。台湾因其地小人寡，情况较为简单，社会同质化程度较高，动荡尚可控制，成本也较低。大陆这边情况不同，地广人多，国情复杂，社会同质化程度较小，一旦动荡，极难控制，国家和人民为动荡付出的成本与代价太大。
闲言先生在《“大国崛起”之忧思》一文中说：
前行的路不好走，留在原地也危险重重。在“和平崛起”的繁华背后，危机隐患不少。……今日中国的处境其实是左右皆难。改变政治制度有风险，不变也有风险，差不多是没有可行的选择。这种“两难”说明中国一方面在崛起，另一方面也已陷入某种困境。
我想从另一个方面来概括中国的“两难”处境：政治体制不改革不能发展，但政治体制改革如果操作不当，将带来整个社会的动乱。我个人以为，在实际的国情下，中国的政治改革可以从两方面入手：一是开放言论，二是在基层实行真正的民主。由此再逐步开放党禁，将民主选举上升到县以上层次。由于这个思路涉及的两个具体内容许多专家已有专文阐述，此不赘述。
三、中国大陆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需要坚持并改善中国共产党的领导
对于中国大陆一党专制的现实，我们可以从许多方面进行批评。但是，无论我们多么义正词严，一个无可争议的事实是：在中国，目前尚没有其他任何一个政治力量可以取代中国共产党的领导。只有坚持中国共产党的领导，中国才能保持基本的稳定，才能在这种稳定中寻求改革与进步，也才能最终实现民主政治。
坚持党的领导与改善党的领导，是一个命题的两个方面。如果共产党不能改善领导理念与执政方式，这种领导也不能持续下去。所谓改善，不仅仅是一种党的领导的自我完善，而是在整个时代与整个社会进步的潮流中，以一种开放的心态，允许公民力量、社会力量、其他政治力量的成长与壮大，允许国家机器中的权力机关、行政机关和司法机关的独立运作，党在宪法和法律的规范下开展活动，发挥作用。共产党即便保持执政党的地位，也不再以党代政，凌驾于公民、国家与法律之上。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