第四，学习方法应采取在教员指导下以自学为主的原则。张闻天1941年在总结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经验时指出：“一个干部要养成独立阅读的习惯，首先应该知道，学习马列主义，必须自己下一番工夫。因为马列主义是人类有史以来最高发展了的科学，光是到大课堂上、讲演会上、研究会上去随便听听，自己不去研究，是很少用处的。听讲、参加研究会只是为了启发自己的研究，而不就等于研究。自学为主是符合一定教学原理的，正如古人所云，“授人以鱼，不如授人以渔”。马克思主义理论本身内容十分广泛，内在逻辑性很强，听别人讲即使听了二三年，“他们始终只能是在马列主义的大门外东张西望的流浪儿”。

　　向他人学习是必要的，但学习效果远远比不上自学来得深刻、系统。当然，提倡以tl学为主的原则并不等于在教学中让学生放任自流，而是将其与教师的指导相结合。“自习为主的原则，无论低级和高级学校都是适用的，但低级的班应更多取得教员的帮助’。张闻天在教学过程中开创了一种“照相式”的教学方法，即每星期定时跟学员见面，就一周所学的各门功课对学员进行综合提问，再针对学员们的回答进行点评，指出哪里答得对，还有哪些不足，哪里答错了，错在哪里。张闻天的讲解与点评，语言朴实无华，思路条理清晰，道理深入浅出。听了点评以后，学员能够把从书本上读到的、从课堂里听到的以及脑子里想到的有关问题，融会贯通地进行思考，从而加深了对马列主义的理解，这一教学形式也因此受到学生的极大欢迎。

　　　　　　　　　　　　　　　　　　　　　三

　　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教学工作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核心工作，但并不是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全部。教育本身是项系统工程，是各种要素的有机结合体。要提高教育的效果，必须注重各要素的分工合作、协同发展，以便建立完善的教育机制。为提高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实效性，张闻天从健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机制出发，除了教学工作外，还对教材建设、辅导读物、师资培训、原著编译与研究、学习制度、教育体制等方面进行了一些开创性的探索，其中他关于教材建设、辅导读物、学习制度方面的思想特别耐人寻味，值得我们深思。

　　第一，教材的编写应注重能持久、基本的东西。张闻天认为，供给教材是党内教育首先需要解决的问题，但由于历史的原因，“目前教材很贫乏，新的东西很少。陕北公学写的农运教材很不好，苏联现在还没有一部固定的党史。教材是对学员进行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的文本，特别对文化水平比较低的学员来说，教材在一定程度上就是学习的主要依据，如果内容太抽象，他们消化不了，会对理论学习产生厌烦心理。对具备一定马克思主义理论功底的人来说，低质量的教材很难提高他们的水平，也会使他们产生同样的厌烦心理。如果教材缺乏科学性，更是对学生的误导。因此，张闻天认为，教材的建设“应注重能持久、基本的东西”。所谓能持久、基本的东西，就是建立在一定事实基础之上的，能经受住时间检验的东西。张闻天编著的《中国现代革命运动史》，坚持从具体到抽象的原则出发，运用中外比较、正反分析、优劣对照、逻辑与历史相统一的方法，依据马克思主义理论的基本原理，精辟地分析了大革命以来中国现代革命历史的发展阶段，既具有可读性，又具有理论上的彻底性，在时过大半个世纪的今天来看这本书，仍不失为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史上的经典之作，“看来他写的这本《革命史》正是贯彻了他自己提出的这一思想”。

　　第二，应极大地注意中级读物及辅助读物的编辑与出版问题。由于历史上教条主义的恶习作怪，在马克思主义理论教育过程中有一种不良的学风，即认为只有从事马克思主义抽象的原则的学习，才是学习马克思主义。实际上，张闻天认为这种孤立的学习方法违背了人类认识发展的规律。“我们不能不承认，我们干部中各种具体知识的缺乏，是使党在克服教条主义、公式主义中发生困难，是使党的策略不会被灵活运用，是使党的原则指示不会被具体化的很重要的主观原因之一”。因此，为了保证学员们能够按部就班的前进，能够学习具体的知识，“没有适当的中级读物与辅助读物的供应，是不可能的”。张闻天认为，在供应关于具体知识的辅助读物的同时，还需编辑关于马列原著的辅助读物，“一般说来，延安解放社出版的许多马列原著，对于一般干部，还是吃不下的。其中许多东西，还是他们看不懂的”。中级读物与辅助读物的出版发行在张闻天的提议下于1940年正式开始启动，但由于宣传机关的主观原因，其品种还是跟不上学员们的需要。因此，张闻天一再强调指出：“中央宣传部及各高级党组织的宣传部在这方面还应予以更大的注意。”