二
只有民族的才是世界的。马克思主义要想在价值多元时代保持指导地位,必须把民族性作为自己的创新维度。对于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来说,马克思主义理论的民族特色就是让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该民族的文化、精神气质和社会风俗等融合起来。马克思主义的中国化,就是不断从我国传统文化中汲取智慧和养分,丰富和发展自己的理论内涵。作为科学理论,马克思主义必然具有世界性。那么,马克思主义的世界性是否排斥其民族性?马克思主义民族化这种提法是不是狭隘的民族主义、是不是反马克思主义的呢?对此,我们同样需要从马克思主义理论和实践的发展史两个维度进行考察。
在马克思主义创立阶段,马克思坚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充分考虑各个民族、各个国家的特殊性。在“给维·伊·查苏利奇的复信”中,马克思谈到了如何解决社会发展过程中“卡夫丁峡谷”问题,认为俄国的特殊国情“使俄国可以不通过资本主义制度的卡夫丁峡谷,而把资本主义制度所创造的一切积极的成果用到公社中来”。他意识到俄国作为惟一在全国范围内把“农业公社”保存至今的欧洲国家,具有明显的特殊性,因而认为不能“把我关于西欧资本主义起源的历史概述彻底变成一般发展道路的历史哲学理论”。马克思主义经典作家在理论和实践上也坚持了尊重民族性这一特点。列宁在解决俄国的社会主义革命问题时,也突出了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与本民族融合的特点。关于如何对待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列宁认为,“我们决不把马克思的理论看作某种一成不变的和神圣不可侵犯的东西;它所提供的只是总的指导原理,而这些原理的应用具体地说,在英国不同于法国,在法国不同于德国,在德国又不同于俄国。”这就要求灵活运用马克思主义基本原理,使之能够与本国、本民族的具体实践结合起来,科学地反映马克思主义的普遍性(国际性)与特殊性(民族性)的统一。
马克思主义在中国的传播和发展过程,就是马克思主义与中国具体实际相结合的过程。这一过程并不是一帆风顺的,对马克思主义教条化的理解和机械搬用曾经严重窒息了马克思主义在中国大地上的生机和活力。毛泽东认为,必须把马克思主义的普遍真理和中国革命的具体实践完全地恰当地统一起来,和民族的特点相结合,经过一定的民族形式,才有用处,绝不能主观地公式地应用马克思主义理论。随着革命的深入开展,这一论断逐渐成为了全党的共识,这也标志着中国共产党人对马克思主义民族性的认识趋于成熟和自觉。党的十七大报告中表述的“社会主义和谐社会”和“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等概念,就是富有中华民族特色、吸收中国传统文化内容之精华的理论范式。“社会主义和谐社会”不仅仅强调人与人之间的和谐,而且强调人与自然之间的和谐相处,十七大报告中在物质文明、精神文明和政治文明的基础上,增加了生态文明,这也是中国传统文化和马克思主义之间的契合点。“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明确提出了“以爱国主义为核心的民族精神”,倡导大力“弘扬民族文化,建设中华民族共有精神家园”,要求在全面认识传统文化的基础上,“取其精华,去其糟粕,使之与当代社会相适应、与现代文明相协调,保持民族性,体现时代性”。社会主义荣辱观作为社会主义核心价值体系的主要内容,充分吸收了中国传统中“深层结构”,从“百姓用而不知”的生活态度、思想定式和情感取向等有益内容,丰富和发展了马克思主义伦理学和政治哲学的内容,是当代马克思主义中国化的一个典范。
历史业已证明,作为世界性的具有普遍指导意义的理论,马克思主义只有同各个民族、国家和地区的实际相结合,使其打上民族性的烙印,使其有各自的民族特点和民族风格,方能彰显其强大的生命力。只有不断赋予马克思主义民族特色、把马克思主义民族化,才能真正做到坚持和发展马克思主义。中国共产党正是把马克思主义深深熔铸在民族的生命力、创造力、凝聚力之中,实现了与中国传统文化的有机融合,才‘使得社会主义文化在我国取得了大繁荣大发展,才真正代表了先进文化的发展方向,实现了对马克思主义理论的丰富和发展。