路径自觉本是理论研究成熟的表现，但过分的路径依赖，则会有意无意地导致路径排斥，使研究态度和方法陷入某种片面性。如文本研究中的解释保护和解释垄断，为回归文本而回归文本，以“考古”的眼光看待马克思，视文本为“文物”，限定马克思思想的研究论域和范围，只能照着讲，不能接着讲，拒绝发挥和重建、拒斥当代性和当代价值的阐释；又如借鉴西马研究中的主体性缺位，言必称西马，止于代他人言，甚至以西马作为马克思主义学术研究合法性的尺度；还如传统研究中囿于马克思主义解释的唯一性及仅强调其意识形态功能，拒斥研究中的学术化取向等。这些倾向都不同程度地造成了研究中的唯我独尊、互相疏离、相互轻视的心态，不利于马克思主义理论的综合创新。

　　基于开放性和多样性理念，不同的研究路径显然各有侧重而不能相互替代，更不能非此即彼地相互排斥。由于差异和特色，三种路径之间应保持一种必要的张力，并行发展。但是，这并不意味着三者互不相关。正相反，差异和特色表明，不同的研究路径有优势亦有局限，从而应当相互借鉴、补充与融合。互补是事物的基本特性，是认识的基本方法，当然也为马克思主义研究所必需。因此，应确立三种路径相互补充、分中有合、合中有分、殊途同归的格局。

　　马克思主义研究路径是多样的，但各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又是不同的。研究路径的作用和地位，取决于对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即马克思主义“为何”(是什么)，而“为何”又决定于马克思主义“何为”(做什么)。这里的关键在于：马克思主义是“过去时”、“完成时”的，还是“现在时”或“进行时”的?答案显然是后者，即马克思主义是动态的、正在生长的活的文本，而不是静态的、既成的“标本”。作为一种活的思想，马克思主义的定位决定于它的使命。任何承载实践价值的理论(而不仅仅是学术研究的对象)都直接或间接地指向实践和生活，这一点对以“改变世界”、“实际地反对并改变现存的事物”为旨归的马克思主义而言尤为明显。循此逻辑，在三种路径中，回到文本是前提，借鉴西方是参照，面向实践是根本。也就是说，就理论建构的宗旨而言，面对现实和实践是目的，回到文本和借鉴西方，则是更有效达到目的的手段。质言之，实践路径是马克思主义理论发展的主渠道。

　　生活、实践是理论的源头活水。如果我们承认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的根本使命，是指导实践和生活、深度解答当下及未来社会和人的发展问题，那么其理论建构就应关照社会、回归生活，就应以时代特征和我们的国情为背景，以我们正在做的和将要做的事情为旨归，在与时代和实践的对话中阐发当代意义和价值。尤其应指出的是，与时代对话，须区分两个论域的时代：世界的“时代”和中国的“时代”。通常我们对世界范围特别是发达国家的“时代”关注较多，全球化问题、现代性问题成为热点便是明证。与此同时，对中国的“时代”却注意不够。事实上，由于人口众多、地域广阔、文化悠久等国情，由于地区间、城乡间、行业间和各阶层间发展的不平衡，我们所处的时代是非常复杂的，既面临着前现代问题、现代问题，又面临着后现代问题。国情的独特性，时代和实践的复杂性，表明了当代中国马克思主义理论建构立足现实之极端必要。

　　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指向现实，在当前，特别需要确立理论研究的主体意识、问题意识和超越意识。

　　主体意识，即以“我(我们)”为主，以正在经历的生活为背景，切合时代特征和实践要求，实现文本思想的转换，从原生态、次生态转换为当代形态的马克思主义，从马克思个人的思想转换为社会性的群体意识——一种体系性的意识形态和科学认识。问题意识，即生活、实践的分析与提升重于概念的推演，以正在或将要面临的问题为导向，以生活、实践中提出的问题碰撞理论、激活理论，引领理论研究。超越意识，即不停留于文本，不囿于他人。既然经典作家曾反复申明他们的理论是开放的体系，既然与时俱进是马克思主义的内在品质，既然马克思主义已不能归结于马克思个人的思想，当代性和当代体系建构便优越于文本和历史阐释。深究原生态，分析次生态，皆须以当代形态的建构为旨归，以在新的时代和实践语境中达到历史与现实的统一，实现三种路径的视界融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