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关于民族主义，一向说法甚多。首先，对于“民族是什么？”这一问题就有很多不同的说法。以致一位英国学者埃里克·霍布斯鲍姆竟会说：“‘民族’乃是通过民族主义想象得来的产物。因此，我们可以借着民族主义来预想‘民族’存在的各种情况。……真实的民族却只能视为既定的后设产物，难以讨论。”他还进一步说：“不是民族创造了国家和民族主义，而是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1] 前一句有些走极端，矫枉过正，导致谬误。后一句有一定的道理，但终有片面之嫌。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斯大林的定义来的。稍加严格考察就可发现，这个定义很难普遍适用。所以不能绝对化。而且，霍布斯鲍姆考察政治生活特别是国家产生与发展及政府作为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民族看成是想象或被设定的产物。至于说“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去详细讨论有关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的其他民族。华人以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这是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众多完全不同于古代周边民族的民族，所谓“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皆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3]。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自然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震荡，被激化，为谋求生存，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起抗争，自求振作。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
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至伟。
初步检索一下，梁氏明确谈论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是在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其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4]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5]。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我民族之独立为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6]，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7] 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并承担舆论之指导是为此；辛亥年与国内立宪派一起转为赞成迫清帝退位，成立共和亦是为此；民国后维护共和国体，以及其后积极活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为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启超在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之后又放弃了民族主义。此说大概是根据他与革命党辩论时，因强调种族革命不可行，主张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革命，故谓“民族主义，赘疣已耳”。其实，此话明显是指排满的民族主义，而非指对抗帝国主义，以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之民族主义。所以，根据这一句话即断定梁启超放弃民族主义是不妥当的。说到排满的民族主义，应加以分析。带有强烈复仇主义情怀，以恢复汉人之统治地位为目标者，此属近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揭出三民主义之前，相当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持此主义。此后则逐渐减少。大多能进一步，以排满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8]陈天华则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9]孙、陈两氏都是以排满为实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可见，不能因有排满思想就笼统地说革命党人都不曾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因而都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
这里有必要指出，曾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后至1903年间，仍有排满思想，因而说他这时期也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10]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说梁氏这时期有排满思想，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已经是个近代民族主义者。杨氏所举证之最重要者为1902年旧历四月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其中有一段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1]此段话语意甚明。今日“决不能弃者”，明显说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即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下面两句，前一句意思是说，为了唤起这种民族建国的民族主义，不能不攻击清廷。后一句则是说，中国欲改革有成，应学日本。当年日本以讨幕而凝聚人心，振拔锐气，终达立宪之目的。今日中国应以攻击清廷，振奋人心，聚集民力，以助立宪成功。显然，梁氏是站在近代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为民族建国而攻满。所以，不应因此而否定梁氏之为近代民族主义者。
总起来说，梁启超等人之追求立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追求倒满以创共和，都是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都是近代民族主义者。辛亥以后，孙中山之护法，梁启超之护国，仍是在为民族建国而奋争。
迨1920年代之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孙中山所说“健全之反帝国主义”[12]求“世界人类各族平等”[13]，要“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14]，以及他的名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意义。
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然要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以各国家、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在共产党人看来，各国无产阶级当然是各民族利益的真正
现在人们通常认为，民族是“人们在历史上形成的有共同语言、共同地域、共同经济生活以及表现于共同文化上的共同心理素质的稳定的共同体”[2]。人们一看就知道，这是从斯大林的定义来的。稍加严格考察就可发现，这个定义很难普遍适用。所以不能绝对化。而且，霍布斯鲍姆考察政治生活特别是国家产生与发展及政府作为在民族形成和发展过程中的作用是不可忽视的。但无论如何不应该把民族看成是想象或被设定的产物。至于说“国家和民族主义创造了民族”，显然有很大的片面性。
我们这里要讨论的是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不可能去详细讨论有关民族主义的诸多理论问题。
中国古代关于民族的观念，主要是“华夷之辨”。而“华夷之辨”主要是文化上的区分。华，是华夏，指以汉族为主体，生息繁衍于中原地区的人民。夷则指周边民族。中原地区的人民，其文化高于周边民族。随着历史的发展，华的范围逐渐扩大，可以认为它包括陆续接受汉文化的其他民族。华人以文化高于周边民族，因而长期存在着只可用夏变夷，不可用夷变夏的民族观念。这是近代以前中国人的民族主义思想的核心内容。
到了近代，中国遭遇到众多完全不同于古代周边民族的民族，所谓“今之夷狄，非古之夷狄”。中国人首先认识到，西人之技艺远过中国；进而认识到西人治事、治政皆有可法处。康有为1879年游香港，“览西人宫室之瑰丽，道路之整洁，巡捕之严密，乃始知西人治国有法度，不得以古旧之夷敌视之”[3]。张之洞谈到仿西学，亦不限于西艺，包括西政（自然不包括根本政治制度）。但直到民国初年，除少数先进分子，绝大多数中国人仍认为在礼教人伦方面，中国仍远胜于西方。此点直到五四新文化运动起来，才有根本性的转变。
还有更重要的一方面，即近代东来的“西夷”，步步进逼，严重威胁到中华民族的生存。在这样严峻的挑战面前，中国人的民族意识被震荡，被激化，为谋求生存，以立于世界民族之林而奋起抗争，自求振作。
这就是说，近代中国的民族主义是在空前的变局之下，因受外力刺激而迅速发展起来。一方面，在具有高度文化的“西夷”面前，不得不放弃古代的华夷观念。一方面，在“西夷”的侵略面前，为谋自救而激活民族意识，此民族意识已逐渐摆脱古代的华夷观念，而导向建立独立的近代民族国家的目标。因此是一种近代的民族主义。
海内外研究中国近代史的学者们，几乎都一致认为梁启超是揭示和宣传近代民族主义的第一人，其首倡之功至伟。
初步检索一下，梁氏明确谈论近代民族主义问题是在1901年10月发表的《国家思想变迁异同论》一文。其中说：“民族主义者，世界最光明正大公平之主义也。不使他族侵我之自由，我亦毋侵他族之自由。”[4]梁氏同时指出，西方民族主义已发达数百年，当时已进入民族帝国主义时期，我中国人民正受此民族帝国主义侵害。故“知他人以帝国主义来侵之可畏，而速养成我所固有之民族主义以抵制之，斯今日我国民所当汲汲者也”[5]。就是说，中国的民族主义，首以抵抗帝国主义，维护我民族之独立为主要内容。值得注意的是，数月之后，梁氏在其《论中国学术思想变迁之大势》一文中，又首次提出了“中华民族”的概念[6]，为此后学者谈民族主义问题立一典范。梁启超于1902年2月—4月在《新民丛报》上发表《论民族竞争之大势》，更加明确地指出：“今日欲救中国，无他术焉，亦先建设一民族主义之国家而已。”[7] 建设民族国家，是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梁氏最早揭明此义，亦属可贵的贡献。此后梁氏之言论、活动均不脱建立民族国家，争取中华民族之国际地位这一总目标。他积极投入立宪运动并承担舆论之指导是为此；辛亥年与国内立宪派一起转为赞成迫清帝退位，成立共和亦是为此；民国后维护共和国体，以及其后积极活动参加第一次世界大战也是为此。有一种说法认为，梁启超在揭出民族主义的旗帜之后又放弃了民族主义。此说大概是根据他与革命党辩论时，因强调种族革命不可行，主张集中力量从事政治革命，故谓“民族主义，赘疣已耳”。其实，此话明显是指排满的民族主义，而非指对抗帝国主义，以谋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之民族主义。所以，根据这一句话即断定梁启超放弃民族主义是不妥当的。说到排满的民族主义，应加以分析。带有强烈复仇主义情怀，以恢复汉人之统治地位为目标者，此属近代以前的民族主义。在孙中山揭出三民主义之前，相当多的革命党人不同程度地持此主义。此后则逐渐减少。大多能进一步，以排满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孙中山说：“我们推倒满清政府，从驱除满人那一面说，是民族革命；从颠覆君主政体那一面说，是政治革命。”又说：“照现在这样的政治论起来，就算汉人为君主也不能不革命。”[8]陈天华则说：“鄙人之排满也，非如倡复仇论者所云，仍为政治问题也。”[9]孙、陈两氏都是以排满为实现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一种手段。可见，不能因有排满思想就笼统地说革命党人都不曾摆脱狭隘民族主义，因而都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
这里有必要指出，曾有学者认为，梁启超在戊戌后至1903年间，仍有排满思想，因而说他这时期也不能算是近代民族主义者。[10]这种说法是不能成立的。说梁氏这时期有排满思想，这是事实。但不能因此否定他已经是个近代民族主义者。杨氏所举证之最重要者为1902年旧历四月梁启超致康有为的信。其中有一段说：“今日民族主义最发达之时代，非有此精神，决不能立国。弟子誓焦舌秃笔以倡之，决不能弃者也。而所以唤起民族精神者，势不得不攻满洲。日本以讨幕为最适宜之主义，中国以讨满为最适宜之主义。”[11]此段话语意甚明。今日“决不能弃者”，明显说的是近代民族主义，即以民族建国为目标的民族主义。下面两句，前一句意思是说，为了唤起这种民族建国的民族主义，不能不攻击清廷。后一句则是说，中国欲改革有成，应学日本。当年日本以讨幕而凝聚人心，振拔锐气，终达立宪之目的。今日中国应以攻击清廷，振奋人心，聚集民力，以助立宪成功。显然，梁氏是站在近代民族主义的立场上，为民族建国而攻满。所以，不应因此而否定梁氏之为近代民族主义者。
总起来说，梁启超等人之追求立宪，孙中山等革命党人之追求倒满以创共和，都是以建立近代民族国家为目标，都是近代民族主义者。辛亥以后，孙中山之护法，梁启超之护国，仍是在为民族建国而奋争。
迨1920年代之初，因第一次世界大战和俄国十月革命的影响，中国之民族主义增加了新的内容和新的意义，那就是为争取民族平等的世界新秩序而奋争。孙中山所说“健全之反帝国主义”[12]求“世界人类各族平等”[13]，要“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14]，以及他的名言：“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共同奋斗”，等等，都反映了这种民族主义的新内容和新意义。
至于新成立的中国共产党，其成立第二年就加入共产国际。作为共产国际的一个支部，它当然要遵循国际主义的原则。所以，中共的民族主义，是与国际主义密切联系的民族主义，以各国家、各民族的无产阶级的共同利益为最高原则。在共产党人看来，各国无产阶级当然是各民族利益的真正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