近代思想史上的民族主义(2)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代表。共产党的这种国际主义的民族主义，得到孙中山相当程度的认同。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讨论“中国人的自觉”的问题时，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的观念。他解释道：“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家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15]“世界主义的国家”即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尊重世界各民族，联合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梁氏在同年（1919年）所写的《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明确地反对大国、强国操纵小国、弱国的命运。他指出，在国家之上，应有人类共同的利益，使各国联合起来。他主张“以现在之国家保持现状为基础，使之各应于境域而有发达其本能之圆满机会。同时，使相互间发生种种共同利害，其关系愈密接，则其必须共守之规律亦日增。久之，则畛域之见渐泯，驯致成为一体”[16]。他的意思，首先是各国应有平等地发达自己之本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彼此间之交往，以谋日益增加共同的利益。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民族主义思想。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从此有了新内容、新意义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还应注意到另一个层面，即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
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
就政府一方面说，以武力反抗，屡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利权。谈判交涉亦因无实力做后盾，加之朝廷昏聩，官吏无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丧权失利告终。以此，清政府丛怨山积，人民之反清，民族主义亦正为一种动力。但过去有关著作中经常把办理对外交涉、丧权失利的官员都斥为投降卖国，似不妥。盖近代中国，凡对外交涉，其最高决定权一直由朝廷或中央政府之最高领袖承担。他们基本上都不懂近代外交，手下官员亦多无识无能之辈。因此，斥其昏聩无能当属确论；皆视为卖国，有欠妥当。
就知识阶层和绅商阶层的斗争而言，在有相当组织的情况下，又得到下层群众的适当支持，往往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如不少次的收回利权斗争，抵制外货的斗争，等等。
就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言，情形不尽相同。在战争状态下，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击侵略者，即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也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表现了人民爱国保家的英雄主义精神。只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未能取得胜利。大多数的自发斗争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如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无例外地都是由于外国势力欺压民众，积怨太深，遇有机会就爆发出来。这种反压迫的斗争，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斗争起来之后，往往缺乏组织，漫无约制。加之，政府官吏处置不当，遂往往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更进一步的损失。
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
总起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像过去流行的说法那样，只要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可以不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过，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大致可以涵盖以下最基本的内容：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加区别地肯定和颂扬一切指向外国势力的言论和行动，起了误导群众的不良作用。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地确立“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大约五、六年前，我在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论述“理性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获得听讲者的热烈赞同。可见是心同此理。
既然是理性的民族主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就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盲目排外。
排外的心理是一种很原始的民族心态，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类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人类的群体结合也越来越大，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如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各种联合的方式，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非常频繁。各国家、各民族当然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通过互相交往而相互学习和借鉴。近代世界史上，哪个国家开放得早，与其他国家交往得多，哪个国家发展和进步就会快些。即使不是绝对如此，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中国如果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实行开放，主动与西方国家交往，则中国近代史将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虚心，必须知自己之不足，学他人之所长。近代思想史上，多次发生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争论。凡是持开放进取态度的人，都能勇于承认中国之不足，努力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从魏源到王韬、严复、梁启超、胡适，都是如此。相反，持封闭保守态度的人，则一味闭眼不看世界，迷醉固有传统，对西洋文化恐惧、诅咒，甘于落后，以陋劣为质朴，以怠惰为稳健，以求新为浮躁，以进取为大戒。倭仁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上世纪30年代，曾有关于如何建立民族自信心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要建立民族自信心，就绝不可以批评老祖宗，对祖宗的遗产只能全盘承受，并加以颂扬、礼赞。倘若批评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令人丧失民族信心。另一些人，极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民族自信心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既要知道自己民族的长处，也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用胡适的话说：“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17]。信心绝不可能是盲目自信的结果，只有严格反省，知己知彼，才能建立可靠的民族自信心。如同一场体育比赛那样，一个运动员或是一个运动队，如果既不充分了解对方的长短，也不总结自己的长短，只靠关上门自吹自擂，表决心，喊口号，那怎么能有可靠的战胜对手的信心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
总之，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健全发展的康强之路。
[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2]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55页。
[3]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见《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4]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0页。
[5] 同上，第22页。
[6] 金冲及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文中，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见《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03页。
[7]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页。
[8]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9] 陈天华：《绝命
梁启超的民族主义也随着发生了变化。他在《欧游心影录》一书中，讨论“中国人的自觉”的问题时，提出“世界主义的国家”的观念。他解释道：“怎么叫做‘世界主义的国家’？国家是要爱的，不能拿顽固偏狭的旧思想当是爱国。因为今世国家不是这样能够发达出来。我们的爱国，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个人；一面不能知有国家不知有世界。”[15]“世界主义的国家”即是超越狭隘民族主义，尊重世界各民族，联合世界各民族的民族主义。梁氏在同年（1919年）所写的《国际联盟与中国》一文中，明确地反对大国、强国操纵小国、弱国的命运。他指出，在国家之上，应有人类共同的利益，使各国联合起来。他主张“以现在之国家保持现状为基础，使之各应于境域而有发达其本能之圆满机会。同时，使相互间发生种种共同利害，其关系愈密接，则其必须共守之规律亦日增。久之，则畛域之见渐泯，驯致成为一体”[16]。他的意思，首先是各国应有平等地发达自己之本能的机会；在此基础上，加强彼此间之交往，以谋日益增加共同的利益。这同样表达了一种与国际主义相联系的民族主义思想。
当然，我并不是说，在上世纪20年代，中国人建立近代民族国家的任务已经完成。但民族主义从此有了新内容、新意义则是无可否认的事实。
讨论民族主义的问题，还应注意到另一个层面，即民族主义的表现形式问题。
近代中国备受帝国主义列强的侵略、压迫和掠夺。因此，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一直是民族主义的中心内容之一。在长期斗争中，民族主义有过各种不同的表现形式，发生过各种不同的结果，其中经验与教训不一而足。
反抗帝国主义的斗争有各种层次：有政府（包括中央与地方）行为；有知识阶层与绅商阶层的略有组织的斗争；有下层群众自发的反抗运动。
就政府一方面说，以武力反抗，屡以失败告终，结果是割地、赔款，出让利权。谈判交涉亦因无实力做后盾，加之朝廷昏聩，官吏无能，绝大多数情况下，都是以丧权失利告终。以此，清政府丛怨山积，人民之反清，民族主义亦正为一种动力。但过去有关著作中经常把办理对外交涉、丧权失利的官员都斥为投降卖国，似不妥。盖近代中国，凡对外交涉，其最高决定权一直由朝廷或中央政府之最高领袖承担。他们基本上都不懂近代外交，手下官员亦多无识无能之辈。因此，斥其昏聩无能当属确论；皆视为卖国，有欠妥当。
就知识阶层和绅商阶层的斗争而言，在有相当组织的情况下，又得到下层群众的适当支持，往往能取得一定的积极结果。如不少次的收回利权斗争，抵制外货的斗争，等等。
就下层群众的自发斗争而言，情形不尽相同。在战争状态下，人民自动武装起来，抗击侵略者，即不能取得完全胜利，也能给敌人以有力的打击。广州三元里人民抗英斗争，表现了人民爱国保家的英雄主义精神。只是由于政府的干预而未能取得胜利。大多数的自发斗争是在非战争状态下，如各地层出不穷的反洋教斗争。这些斗争无例外地都是由于外国势力欺压民众，积怨太深，遇有机会就爆发出来。这种反压迫的斗争，无疑都具有相当的正义性。但斗争起来之后，往往缺乏组织，漫无约制。加之，政府官吏处置不当，遂往往导致破坏性的结果，使人民的生命、财产遭受更进一步的损失。
民国时期，这三个层次的民族主义仍然存在。大致说来，第二个层次的斗争成长进步较快，第一个层次，亦较清代有所不同，第三个层次的斗争，纯自发的性质已逐渐减少。
总起来说，民族主义具有天经地义的合理性，这是首先应该肯定的。但这并不等于说，因具有民族主义的动机，就做什么都可以，怎么做都行。像过去流行的说法那样，只要大方向正确，具体做法可以不论，这是不对的。我们说过，近代民族主义的中心目标是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近代民族国家大致可以涵盖以下最基本的内容：独立、统一、民主、富强。因此，凡是有利于实现这些目标的民族主义思想和行动，就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应予完全肯定。否则，就不是健全的民族主义，就不应无条件地给予肯定。在相当一个时期里，人们不加区别地肯定和颂扬一切指向外国势力的言论和行动，起了误导群众的不良作用。民族主义会牵及民族感情，甚至可以承认，民族主义有其心理和感情的基础。但绝不可以因此将民族主义归结于感情，或停留在感情的层面上。要完成建立近代民族国家这样艰巨的任务，必须依靠健全的理性指导。因此，我认为应当明确地确立“理性的民族主义”的观念。大约五、六年前，我在一次学术演讲中首次论述“理性的民族主义”的问题，获得听讲者的热烈赞同。可见是心同此理。
既然是理性的民族主义，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就既要反对民族虚无主义，也要反对民族沙文主义；既要反对崇洋媚外，也要反对盲目排外。
排外的心理是一种很原始的民族心态，所谓“非我族类，其心必异”。人类的发展，总的趋势是交往的范围越来越大。因而人类的群体结合也越来越大，由家族而部落，由部落而国家。如今，国家与国家之间有各种联合的方式，政治、经济、文化的相互交往非常频繁。各国家、各民族当然首先要维护自己的利益。但是它们之间的共同利益的范围越来越大。他们通过互相交往而相互学习和借鉴。近代世界史上，哪个国家开放得早，与其他国家交往得多，哪个国家发展和进步就会快些。即使不是绝对如此，至少绝大多数情况下是如此。中国如果在明代“郑和下西洋”之后就实行开放，主动与西方国家交往，则中国近代史将会完全是另一个样子。
一个国家，一个民族要发展，要进步，就必须虚心，必须知自己之不足，学他人之所长。近代思想史上，多次发生围绕中西文化关系的争论。凡是持开放进取态度的人，都能勇于承认中国之不足，努力介绍西方先进的东西。从魏源到王韬、严复、梁启超、胡适，都是如此。相反，持封闭保守态度的人，则一味闭眼不看世界，迷醉固有传统，对西洋文化恐惧、诅咒，甘于落后，以陋劣为质朴，以怠惰为稳健，以求新为浮躁，以进取为大戒。倭仁是这方面的典型代表。
上世纪30年代，曾有关于如何建立民族自信心的争论。一些人认为，要建立民族自信心，就绝不可以批评老祖宗，对祖宗的遗产只能全盘承受，并加以颂扬、礼赞。倘若批评传统文化的不足之处，就会令人丧失民族信心。另一些人，极不赞成这种意见。他们认为，民族自信心要建立在知己知彼的基础上。既要知道自己民族的长处，也要知道自己民族的短处。用胡适的话说：“我们的民族信心必须站在‘反省’的唯一基础之上”[17]。信心绝不可能是盲目自信的结果，只有严格反省，知己知彼，才能建立可靠的民族自信心。如同一场体育比赛那样，一个运动员或是一个运动队，如果既不充分了解对方的长短，也不总结自己的长短，只靠关上门自吹自擂，表决心，喊口号，那怎么能有可靠的战胜对手的信心呢？这个道理非常明显。
总之，只有理性的民族主义，才能引导我们走上健全发展的康强之路。
[1] 埃里克·霍布斯鲍姆著、李金梅译：《民族与民族主义》，上海人民出版社，2000年，第9、10页。
[2] 见《中国大百科全书·哲学卷》第255页。
[3] 《康南海自编年谱》光绪五年条，见《戊戌变法》（四）第115页。
[4]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六》第20页。
[5] 同上，第22页。
[6] 金冲及先生在其《辛亥革命和中国近代民族主义》一文中，最早指出了这一点。见《辛亥革命与二十世纪的中国》（中），中央文献出版社，2002年，第903页。
[7] 见《饮冰室合集·文集之十》第35页。
[8] 孙中山：《在东京〈民报〉创刊周年庆祝大会的演说》，《孙中山全集》第1卷，中华书局，1981年，第325页。
[9] 陈天华：《绝命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