或者在将来必然会融合为一体。这个"一体世界"中实际上充满了相互的排斥和冲突。人们一面意识到同属一个世界，一面又相互排斥和冲突，这就是我们所面临的极为复杂、缺乏确定性的全球化进程。罗伯逊指出，全球化进程的这一特征是由全球化自身的内在逻辑所决定的，而这一内在逻辑的关键便是现有的民族国家体制，"一百年前开始加速发展的全球化进程，它的关键……就是民族国家社会理念（在世界范围内）的扩散。"〔注24〕民族国家总是局限于特定疆域范围之内，它在物质上无法自给自足，所以必然需要争夺资源和市场。民族国家之间需要建立跨疆域的经济、军事、政治（外交）和文化联系，它们之间的交往有合作也有冲突。它们之间也会形成某些制度化的国际关系组织。这种国际关系并不总会成为真正的全球和谐关系。作为想象性共同体的民族国家总是以某种同质化的民族文化作自我身份的辨认。民族国家总会觉得它的独特的文化在受到全球化的威胁。

全球化的矛盾性充分表现在它与民族国家的复杂关系之中。尽管民族国家的某些方面在全球化的影响下不得不有所变化，但它仍然是全球化的现实结构基础。事实上，国家在历史中本来就不是固定不变的，它总是在"变动、演化、调适、结合，……总是处于某种过渡状态之中。"〔注25〕全球化正在使民族国家的某些变化更清楚地显现出来，这首先便表现在传统的国家主权问题上。在全球化成为潮流之前，传统的国家主权观（可追溯到1648年的威斯特法利和约）可以概括为四个特征。第一是至高无上，国家对疆域境内事务及与它国的关系拥有至高无上的权威。第二是统领全权，国家对社会生活的所有方面（如货币、贸易、军事、语言、科技、体育、教育、社会价值规范等等），拥有全面的统治权。第三是不容干涉，国家的政策和行为，外国不得以任何形式加以干预。第四是大权独揽，国家不与任何它者分享对其所辖内的管制权。在历史上真正能做到全面行使主权的国家是少之又少，因此主权从来就是一种法定权力，而不一定是实际权力。



传统主权观至今仍然是约定俗成，习以惯之的"国际准则"。可是实际上，在全球化的冲击下，除非锁国自闭，任何国家都已经很难再继续维持这一主权观。全球化已经从根本上动摇了传统主权严守疆域的可能。国家事实上已不可能做到统领全权、不容干涉和大权独揽。电讯和电子媒体在国际间进行，全球汇率决定着一国货币的价值，贸易依赖国际多边联系，科技几乎不受国界限制，国家行为不能不受到国际的注视和评价，在有涉全球的问题上（生态、环保、和平），一国之内的独揽之权已经变得没有意义。在这种情况下，所谓至高无上的主权实际上已经遭到了消解。然而，必须看到的是，"主权"和"国家权力"并不是一回事。尽管全球化在某种程度上消解了传统的主权观，但这并不等于全球化就必然在每个国家中能改变国家权力的运作方式。相反，主权的消解甚至反倒会使国家权力的运作更为地方化，在某些方面更为抵制国际规范和原则。国际信息的流通并不能阻止某一国家强行禁止其人民"偷听外台"或自由上网，外来批评更不一定能改善某一国家的人权状态。一个国家完全可以在某些方面接受和利用全球化（接受主权消解），而在另一些方面继续维持其强行控制人民的能力（维持国家权力）。罗伯逊所说的全球化指的仅是世界各民族国家之间的关系越来越难以相互隔离，而不一定就是越来越亲密和谐。全球观无非就是将地球"设想为一个整体，理解为同一个地方。"〔注26〕这种全球观虽然有限，但毕竟是一个进步，人们越把世界看成一个整体，世界也才越有希望成为一个整体。

尽管吉登斯和罗伯逊在全球化起源问题上有分歧，但他和罗伯逊同样重视民族国家这一现代社会群体体制在全球化中所扮演的重要角色。这也使得他的社会学理论与一般强调资本主义作用的马克思主义理论截然有别。在吉登斯和罗伯逊那里，民族国家的崛起都是全球关系网得以形成的根本条件。吉登斯更是从三个方面来强调民族国家的这种全球一体性作用。首先，十九世纪在欧洲形成的英、法、德、意等民族国家成功地将工业生产和军事行动结合起来，战争机器的工业化使得这些现代"想象性的群体"既能用殖民手段征服属于前现代的部落社会，又能用民族国家的理念瓦解同样是属于前现代的庞大帝国。第二，这些欧洲国家的现代理性官僚行政体制具有相当大的优越性。现代民族国家能够有效地运用国家资源，发展国力，它同时又能有效地用外交来灵活处理与其它民族国家的关系。十九世纪的长期和平使最早在欧洲形成的民族国家得到了壮大发展的历史机遇。它们得以休生养息，将国力集中用于工业化和海外殖民，因而得以进一步迅速强大。在二十世纪的两次大战中，世界上的许多民族国家都卷入了血腥的残杀和破坏。这也使得全世界的民族国家都急切需要建立国际间的和平稳定秩序。吉登斯指出，二十世纪的国际秩序和国际组织不仅没有削减民族国家的主权，反而使这种主权更国际制度化，更神圣不可侵犯。现有的以联合国所体现的国际秩序和规范，它将每个民族国家都确定为毋容质疑的疆域单一、民族合一的整体。这些国家在政治理念、社会制度和经济利益上可以南辕北辙，彼此能免于直接流血争斗，全仗主权疆域不容逾越这一约定俗成的铁律。〔注27〕

一个国家具备现代民族国家的形式或身份（在联合国拥有一席）并不等于就有了现代社会。吉登斯认为，现代社会往往具有四种体制性特征，资本主义市场经济的商品生产、协调统一的监督和行政管理、工业化和集中的工业化军事秩序。吉登斯还认为，在现有的不同国家体制中，资本主义民族国家最能体现现代社会的这四个体制特点。因此，西方国家在全球范围内的现代化进程中也就扮演着一个特别的角色。常有人把现代化或全球化直接等同为西方化，或者西方资本主义化。这种看法是不全面的。西方资本主义国家只是比较集中地体现了现代社会的特征，但并不就是现代社会的历史设计者。以宏观的历史角度来看，西方国家率先成为世界范围内的现代社会，对其它社会的现代化形成了客观上的示范作用，这不过是历史的偶然巧合。在历史的发展中，西方在全球化中的地位并不是不可能改变的。



吉登斯认为，西方国家所具备的现代社会四特征与全球化进程的实际发展需要相吻合。第一，全球经济越来越成为一种资本主义经济体制，这不仅是由于资本主义的相对成功，也是由于它的主要竞争体制（如种种国家社会主义经济）在全世界范围内的相继失败。全球经济以跨国家的合作为主要形式，在很大程度上超越疆域性政治制度的限制。国际间的经济合作正在打破民族国家疆域和壁障，越来越形成商品、劳动力和资本的全球市场。第二，监督和行政管理在全球范围内确定了民族国家的体制，各国的主权因相互承认而得到加强。国际间的监督关系原则正在对一些国家形成内部政策上的压力，使得这些国家不能以主权独立为由，明目张胆地迫害自己的百姓，践踏他们的人权。但是，从另一方面来看，国家之间在国际组织中的合作、分享信息、技术和其它专门知识，也在帮助一些国家以更隐蔽的手段加强其控制人民的能力。第三，工业化在全球范围内将地区性的工业以国际分工的方式联成一体。原料、技术和创造业的重心向世界原先的边缘地区转移。工业生产的不仅包括物质产品，而且包括传媒文化产品和服务。大众文化产品推动了文化，尤其是消费文化的全球化。第四，世界性军事秩序的关键是联盟的关系。1985年以前的全球范围内两极分裂的霸权秩序现已不再适用，取而代之的是美国这个唯一的超级大国和北约这个单一中心的国际军事同盟，它们已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