控制和反控制为其基本的理论框架，并时不时地将之与"全球化"等同。在这种背景下出现的"全球化"理论，它的主要特征是强调冲突、对抗和"后"现代。这和前面所介绍的罗伯逊或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形成了极鲜明的对比。

同样，自九十年代起，国际关系和大众文化问题也成为中国现代性思考的重要议题。前者关心的主要是中国在当前世界关系中的国家利益和战略定位问题，尤其是冷战结束以后，中国应当如何打破美国的一元霸权阴谋，保持主权独立和国家尊严。象《中国可以说不》和《妖魔化的中国》这样的畅销著作，就是这种民族主义时事策论代表。伯顿所说的那种经济、文化关系尚可通融，政治价值却难以沟通的情况，生动体现在这一时期中国的国家政策和不少知识分子的民族主义思想之中。科索沃战事发生时，中国知识界在主权和人权关系争论中，几乎一边倒向主权至上的主张，可以说是这种民族主义思想的一个显例。

九十年代至今，文化民族主义与政治民族主义共生。文化民族主义在大众文化研究领域中相当活跃。九十年代的大众文化批评主要有三种立场。第一种立场出现于较早的"人文精神"讨论之中，它批判大众文化商品化和庸俗化，所持的是精英文化立场。第二种是以揭露西方文化帝国主义入侵中国为宗旨的后殖民主义立场。第三种则是以弘扬中国大众文化的本土公民社会意义为主题的后现代民粹主义立场。后两种立场汇合，并形成了具有中国特色的后殖民、后现代文化民族主义。后殖民主义大众批评对中国文化产品走出国门（如电影在国外得奖）或西方文化产品（从好莱坞到西方时尚）进入中国国门，表现得忧心忡忡。在它看来，前者是臣服于西方的"注视"，而后者则是西方资本和意识形态利益的特洛依木马。后现代民粹主义文化批评则盛赞市场经济解构专制政治控制的作用。它将消费者身份等同为公民身份，将大众文化等同为广大民意的自由表达，甚至中国式的公民社会领域，从而取消现代政治改革在中国的必要性和迫切性。

全球化一词虽然频频出现在中国后殖民和后现代话语之中，但在这类"后"话语中，我们至今还找不到任何对全球化理论的较为详细的介绍分析或者批判。中国的"后"理论往往将全球化简单粗糙地认作西方化，西方中心论，文化帝国主义，西方意识形态和经济利益扩张，普遍论现代性，等等。就当前中国的情况来看，对全球化的思考正在逐渐走出九十年代那种民族主义情绪化、极端化的激进反弹状态。例如，不久前有论者指出，全球化新秩序本身无所谓好坏，关键是中国如何在这一新秩序中避免一味的消极对抗，以找到自己建设性的位置："中国作为发展中的大国，面对国际事务，不应当是一个专门说'不'的角色，不应当是一个弃权的角色，而应当参与其中，作为建设性的角色，为改善现有的国际秩序发出自己的声音，承担自己的道义责任。中国应当真诚地履行'自由、平等、团结、宽容、尊重自然和分担责任'六大核心国际价值观，为'和平、发展、环境、人权'四大目标做出自己的贡献。"〔注36〕这样理解全球化，显然触及到了全球化中最敏感，也是最困难的部分，即普遍公共价值和民族国家内的政治文化问题。一方面，这些价值概念虽然跨越国界而在全球流行，但只是一些符号，它们的实质内容必须在民族国家疆域中得到界定，并经由具体国家体制得到实行。另一方面，如果中国的境内政治生活能得到国际的赞许，令别国人民羡慕并仿效，中国自然而然也就会成为世界性政治文化的积极推动者。民族国家的角色和作用一直是全球化的关键问题，只有把这个问题提出来，在中国谈全球化才能有实质的意义。



前面提到，在罗伯逊和吉登斯的全球化思考中，民族国家都是一个关键的要素。在现有的全球秩序中，国家的角色越来越重要，越来越细致，越来越具体，任何普遍的公共政治或社会价值与实践（如民主、自由、公民权利或人权）都必须在现有的国家疆域范围内方能得到落实。在经济领域中，国家同样必须介入资本与劳工之间的关系，介入市场运作机制下的社会正义和经济公正问题，介入对社会弱者群体的保护等等。在这些领域中，国家角色的退却必然会导致贫富差距日渐加深都市农村的两极分化。在中国，那些以权力开道的所谓市场经济绑架了国家，宣扬以市场取代社会公正，以商业消费者取代公民。而这些弊病也都必须在国家的范围内通过公共政策的设计、监督和管理才能得到解决。面对中国不公正的社会分配结构，我们所需要的不是让中国与全球化经济脱钩，而是要在国内加强以维护社会公正为目的的民主政治，建立和完善受社会公众监督的、体现大多数人利益的国家制度。

国家在具体问题上的管理、调整和改革政策应当成为我们讨论中国与全球关系的一个新的关注点。全球化各领域中的规范、秩序、原则和制度，与其说凌驾于民族国家，不如说来自于民族国家，其中一部分是在某些国家先得以实施的，另一些则由民族国家所组成的区域性或全球性组织共同订立。尽管许多这样的国际组织具有自主性，但参与这些组织的国家仍对它们有相当的影响力。即使是那些所谓"自我调制"的市场型组织，它们对特定国家的影响也必须得到那个国家政府的许可或者支持。因此，全球化对民族国家并不只是消解，而且更是相辅相成。若无国家政策的支持，大多数国际关系便难以发展，国际道德规范和行为准则得不到实施。可是，民族国家并不是全球化的唯一参与者。民间组织、非政府组织和市场等等都对全球制度和规则的建设有所贡献，超国界形成的妇女、环保、人权等全球联系，正在成为国际道德政治的推动和监督力量。这就要求民族国家内部的各种公民社会团体能发挥积极有效的作用。国家政权和公民社会在一个国家如何加入全球化以及为何加入全球化的问题上，并不总是持相同的立场。在这种情况下，自由民主的政治制度也就成为保障公民社会在全球化问题上积极、有效参与的根本条件。从根本上说，全球化只是一种当今人们生存的社会空间，它本身无所谓好坏，人们要想对它的发展趋势有所影响，成为某种意义上的世界公民，首先必须成为自己国家中的自由公民。全球化若能在中国增强这种公民意识和参与意愿，其意义必定不在它使中国经济迅速融入世界体系之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