中国语境中的全球化、现代性和民族国家(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为联合国维持世界和平所依靠的主要军事力量。单级军事秩序使得当今世界的战争只能在局部和边缘地区发生。〔注28〕
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中,对现代性的思考比在罗伯逊那里更为关键。这是因为吉登斯把全球化视为现代化的直接后果,而不只是在某个时期的结合。在吉登斯那里,全球化和现代化不仅共有四个体制特征,而且都是由三种力量所推动。〔注29〕这三种推动力分别为时空压缩、去镶嵌和人的自觉反思。第一,前现代的人生活在狭小的时间和空间中。十八世纪出现并广为使用的时钟将时间充分普遍化,时间不再是人们一时一地感觉的昼夜交替,而成为一个在概念上构建全球的维度(时区)。同样,地图的出现将地球压缩到跖尺范围之内,日益快速的现代交通更是在实际经验中压缩了空间。第二,将社会活动关系越来越从具体的人事关系环境中剥离出来,成为某种符号性的关系,吉登斯称之为"去镶嵌"(disembedding)。例如,金钱(货币)能超越具体买卖交易环境,在不同的交易关系之间传递价值。专门知识也是如此,它不受具体环境的限制,可以不断在其它环境中重复运用。"去镶嵌"的现代化意义在于它以普遍的"信任"关系代替了个别的熟人关系。货币能在陌生人当中流通,专业人士(医生、教师、律师、政治家)为素不相识者提供专门知识的服务,其基础都必须是社会信任。第三,现代人并不盲目信任,他们很清楚现代社会关系并不总是可靠,他们要求各种信息都能充分公开流通,以便他们作出恰当判断。现代人对自己种种需求的了解决定了他们的自觉反思意识,包括自觉选择社会群体的共同价值,以确认共同身份认同。这种自觉反思意识是基于个体的独立思想和判断,它和传统的基于习惯、群体习俗和统治权威的知识形式是不同的。时空压缩、去镶嵌和自觉意识使得人与人的交往极大地突破了地域和传统群体限制,互相遥远而紧密地结成各种联系,形成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复杂多元关系。吉登斯所说的三种推动力对后来的全球化论者都有深远影响。
三、现代性、"后"现代和民族国家
尽管罗伯逊和吉登斯在全球化是否先于现代性发生这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同样强调现代性重构全球社会空间的关键作用。吉登斯说,"全球化可以说是对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社会关系将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于是(任何地方的)局部事件受到很远地区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任何地方的变化都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就象是横向扩展了空间和空间社会联系。"〔注30〕全球化理论可以说是在世界性社会空间发生了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理论。其实,在八十年代出现全球化理论之前,不少现代化理论就已经涉及了一些全球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四种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思考〔注31〕,它们分别是现代性理论的世界潮流说,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国际联系说和跨国共同大众文化说。
世界潮流说把现代化看成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潮流,在这一潮流中所有的社会都将因某些普遍性的机制变化(如发展经济,保障安全,理性选择,民主和法制等等)而朝同一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社会进化发展观,它的主要代表之一莱维(M. Levy)就曾特别关心现代性如何在国际不同社会间形成一致关系的问题。他强调,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首先要看其工业化的能力。而且,现代性社会也必须具备某些现代社会结构特征,如专业分工,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以人的能力而非出身或地位为价值考量,集中决策,理性而非感情性的人际关系,普遍性传媒手段交换(如货币),官僚分层管理制度等等。莱维指出,不同的社会现代化有前有后,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在接触了其它现代性的社会之后,它的一些成员就会提出改革的要求,这种自我选择往往是出于羡慕现代"不同寻常的物质生产能力。"而且,现代性社会中往往会有某个特别值得羡慕和仿效的典型,例如,"美国社会……即为现代化最极端的例子。"〔注32〕
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在联系世界各部分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论。〔注33〕它认为,世界不同社会联合为一体,这与其说是出于所有社会的自我选择,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世界秩序的结果。资本主义体制使得物质生产控制者握有很大的社会权力,这些人然后再通过权力将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别的社会,不断在世界范围中扩展其势力。单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说往往包括某种对世界中心/边缘的二分看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被分成"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演化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分,八十年代又成为"较发达"和"较不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中国,这类二分说更是常常变成更为简单激烈的东方/西方、中/西、或甚至中/美对立说。
国际联系说起源于政治科学中的一些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它关心的是国与国之间形成的世界性关系网。它的主要特征是将国际世界看成一种不断变化的非稳定关系。如果说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强调强制,那么国际关系说强调的则是偶然性。这在伯顿(J. Burton)关于落袋台球游戏的比喻中有最生动的说明。世界各国就好比是分量和颜色不同的台球,在时间变化过程中,也就是台球在桌面上滚动时,它们相互碰撞接触。每个球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来自打球者,即各国的政要),但这种自主性却因其它球(其它国家)的位置和滚动而受到限制。把这个比喻再引申一点,白球也就成了超级大国。历史过程中的国际关系变了又变,各个历史阶段的国际关系都有它自己的特征。至于现代国际关系,它所包括的不仅是政治关系,而且还是经济和文化关系。经济和文化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还越来越不受政治关系的管制。尽管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壁垒仍然森严,但经济、文化联系却在不断加强。〔注34〕
跨国共同大众文化说把现代传媒文化看成是联系世界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一联系的力量,它强调的不是理性选择,经济强制或者历史偶然,而是文化感染。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M. McLuhan)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它的传媒方式,而不是内容。传媒指的是帮助扩散意义的任何方式或技术,因此既包括交际技术,也包括交通手段(流动的人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不断发展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人类能不断改变交际方式,不断扩展交往范围。人类先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话语面对面直接交际,或者靠车轮在有限地区范围内行走。后来有了文字和印刷,虽然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较大的范围,但书写和阅读却是一种孤独的个体行为。现代电子传媒却与之不同,它帮助恢复了直接的群体交际,但在时空上却又不受其先前的限制。现代性的大众即刻交际和快速交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群体。〔注35〕
在中国,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思考一直是在世界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上述四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性思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思考起主导作用的可以说是世界潮流说。当时人们对中国封闭落后、丧失"球籍"的忧虑,对四个现代化还是五个现代化的争论,还有对海洋文明的憧憬等等,都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仿效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伴随着政治改革的受阻,抵制西方控制的主张取代了仿效西方现代化的主张。世界单一经济说成了中国学界的主调。东西传统之不同,中西价值之对立,一时成为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关注点。中国式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应运而生。它用第一和第三世界、世界中心和边缘、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现代性
在吉登斯的全球化理论中,对现代性的思考比在罗伯逊那里更为关键。这是因为吉登斯把全球化视为现代化的直接后果,而不只是在某个时期的结合。在吉登斯那里,全球化和现代化不仅共有四个体制特征,而且都是由三种力量所推动。〔注29〕这三种推动力分别为时空压缩、去镶嵌和人的自觉反思。第一,前现代的人生活在狭小的时间和空间中。十八世纪出现并广为使用的时钟将时间充分普遍化,时间不再是人们一时一地感觉的昼夜交替,而成为一个在概念上构建全球的维度(时区)。同样,地图的出现将地球压缩到跖尺范围之内,日益快速的现代交通更是在实际经验中压缩了空间。第二,将社会活动关系越来越从具体的人事关系环境中剥离出来,成为某种符号性的关系,吉登斯称之为"去镶嵌"(disembedding)。例如,金钱(货币)能超越具体买卖交易环境,在不同的交易关系之间传递价值。专门知识也是如此,它不受具体环境的限制,可以不断在其它环境中重复运用。"去镶嵌"的现代化意义在于它以普遍的"信任"关系代替了个别的熟人关系。货币能在陌生人当中流通,专业人士(医生、教师、律师、政治家)为素不相识者提供专门知识的服务,其基础都必须是社会信任。第三,现代人并不盲目信任,他们很清楚现代社会关系并不总是可靠,他们要求各种信息都能充分公开流通,以便他们作出恰当判断。现代人对自己种种需求的了解决定了他们的自觉反思意识,包括自觉选择社会群体的共同价值,以确认共同身份认同。这种自觉反思意识是基于个体的独立思想和判断,它和传统的基于习惯、群体习俗和统治权威的知识形式是不同的。时空压缩、去镶嵌和自觉意识使得人与人的交往极大地突破了地域和传统群体限制,互相遥远而紧密地结成各种联系,形成前所未有的全球性复杂多元关系。吉登斯所说的三种推动力对后来的全球化论者都有深远影响。
三、现代性、"后"现代和民族国家
尽管罗伯逊和吉登斯在全球化是否先于现代性发生这一个问题上有不同的看法,但他们都同样强调现代性重构全球社会空间的关键作用。吉登斯说,"全球化可以说是对世界范围内社会关系的强化,这些社会关系将遥远的地区联系起来,于是(任何地方的)局部事件受到很远地区事件的影响,反之亦然。……任何地方的变化都成为全球化的一部分,就象是横向扩展了空间和空间社会联系。"〔注30〕全球化理论可以说是在世界性社会空间发生了明显变化的情况下所发展出来的一种特殊的现代化理论。其实,在八十年代出现全球化理论之前,不少现代化理论就已经涉及了一些全球关系的方方面面,其中的四种至今仍在不同程度上影响着人们对全球问题的思考〔注31〕,它们分别是现代性理论的世界潮流说,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国际联系说和跨国共同大众文化说。
世界潮流说把现代化看成是一种世界性的历史发展潮流,在这一潮流中所有的社会都将因某些普遍性的机制变化(如发展经济,保障安全,理性选择,民主和法制等等)而朝同一方向发展。这是一种功能主义的社会进化发展观,它的主要代表之一莱维(M. Levy)就曾特别关心现代性如何在国际不同社会间形成一致关系的问题。他强调,一个社会是否具有现代性,首先要看其工业化的能力。而且,现代性社会也必须具备某些现代社会结构特征,如专业分工,社会各部分相互依赖,以人的能力而非出身或地位为价值考量,集中决策,理性而非感情性的人际关系,普遍性传媒手段交换(如货币),官僚分层管理制度等等。莱维指出,不同的社会现代化有前有后,一般的情况是,一个传统的社会在接触了其它现代性的社会之后,它的一些成员就会提出改革的要求,这种自我选择往往是出于羡慕现代"不同寻常的物质生产能力。"而且,现代性社会中往往会有某个特别值得羡慕和仿效的典型,例如,"美国社会……即为现代化最极端的例子。"〔注32〕
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强调的是资本主义在联系世界各部分中所起的关键作用。这基本上是一种马克思列宁主义的现代论。〔注33〕它认为,世界不同社会联合为一体,这与其说是出于所有社会的自我选择,还不如说是资本主义生产方式控制世界秩序的结果。资本主义体制使得物质生产控制者握有很大的社会权力,这些人然后再通过权力将资本主义制度强加给别的社会,不断在世界范围中扩展其势力。单一资本主义经济体系说往往包括某种对世界中心/边缘的二分看法。二十世纪六十年代,世界被分成"发达"和"不发达"国家;七十年代演化成"第一世界"和"第三世界"之分,八十年代又成为"较发达"和"较不发达"国家的区别。在中国,这类二分说更是常常变成更为简单激烈的东方/西方、中/西、或甚至中/美对立说。
国际联系说起源于政治科学中的一些所谓"国际关系"理论,它关心的是国与国之间形成的世界性关系网。它的主要特征是将国际世界看成一种不断变化的非稳定关系。如果说世界单一经济体系说强调强制,那么国际关系说强调的则是偶然性。这在伯顿(J. Burton)关于落袋台球游戏的比喻中有最生动的说明。世界各国就好比是分量和颜色不同的台球,在时间变化过程中,也就是台球在桌面上滚动时,它们相互碰撞接触。每个球都有一定程度的自主性(来自打球者,即各国的政要),但这种自主性却因其它球(其它国家)的位置和滚动而受到限制。把这个比喻再引申一点,白球也就成了超级大国。历史过程中的国际关系变了又变,各个历史阶段的国际关系都有它自己的特征。至于现代国际关系,它所包括的不仅是政治关系,而且还是经济和文化关系。经济和文化关系变得越来越重要,而且还越来越不受政治关系的管制。尽管主权国家间的政治壁垒仍然森严,但经济、文化联系却在不断加强。〔注34〕
跨国共同大众文化说把现代传媒文化看成是联系世界的主要力量。对于这一联系的力量,它强调的不是理性选择,经济强制或者历史偶然,而是文化感染。传媒理论家麦克卢汉(M. McLuhan)是这一理论的主要代表人物之一。他强调,现代大众文化的主要特征体现为它的传媒方式,而不是内容。传媒指的是帮助扩散意义的任何方式或技术,因此既包括交际技术,也包括交通手段(流动的人本身就是一种交际工具)。不断发展的技术条件决定了人类能不断改变交际方式,不断扩展交往范围。人类先是依靠口耳相传的话语面对面直接交际,或者靠车轮在有限地区范围内行走。后来有了文字和印刷,虽然交际在时间和空间上有了较大的范围,但书写和阅读却是一种孤独的个体行为。现代电子传媒却与之不同,它帮助恢复了直接的群体交际,但在时空上却又不受其先前的限制。现代性的大众即刻交际和快速交通在世界范围内形成了一个前所未有的共同群体。〔注35〕
在中国,对现代性和现代化的思考一直是在世界意识的指导下进行的。因此,上述四种关于现代性的理论在二十世纪八十年代和九十年代的中国现代性思考中都有不同程度的反应。在八十年代,中国的现代化思考起主导作用的可以说是世界潮流说。当时人们对中国封闭落后、丧失"球籍"的忧虑,对四个现代化还是五个现代化的争论,还有对海洋文明的憧憬等等,都是以西方现代社会为仿效对象。九十年代初期,伴随着政治改革的受阻,抵制西方控制的主张取代了仿效西方现代化的主张。世界单一经济说成了中国学界的主调。东西传统之不同,中西价值之对立,一时成为重新思考中国现代性的关注点。中国式的后现代和后殖民理论应运而生。它用第一和第三世界、世界中心和边缘、西方模式和亚洲模式、现代性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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