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军队对于国家是相当重要的，掌控军队是关乎国家繁荣与否的关键所在。在此，文章探讨了明朝洪武年间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制度，分析了五府遣将，兵部调兵、屠戮忠臣、分封藩王、居重驭轻，强干弱枝、分权制约，勿设监军等四项制度。

　　论文关键词：洪武年间；中央；军队；控制制度
　
　　“君之所以卑尊，国之所以安危者，莫要于兵…….故兵者，尊主安国之经也，不可废也。”（《管子原解》《参患》）军队是国家的重要组成部分，也是封建专制主义中央集权政治制度，特别是君主专制统治赖以存在的重要基础。历朝历代封建统治者无不把加强对军队的建设、管理和控制作为其首要的政治任务之一。有明一代，其军事制度虽屡屡发生重大变革，但却从未出现军权失控、或将帅拥兵自重、割据一方的情况，这是由于明统治者借鉴历朝历代控制军队的方法与经验，建立起了一套完备的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制度。明中央为了强化对军队的控制，采取了多种制度，诸如建立了督抚、宦官、巡按、总兵四位一体的监军制度，频繁调遣将兵的京操制度等，其规模之大，体制之完备，组织之庞大，监控机制之严密，可谓空前绝后。朱元璋作为明朝的开国皇帝，起于草莽，身份微贱。由一个衣食无着的人，一步步爬到了皇帝宝座，实属不易。他把皇权看的比历代皇帝都重。为了保持朱家天下的长久统治，在他当权的31年里（1368～1398年），通过一系列军事制度，如屠戮功臣、废大都督府建五军都督府、分封诸王、建立卫所、实行军屯等的实施，牢牢把握了对军队的控制权和指挥权，为明朝276年的统治奠定了坚实的军事基础。但是朱元璋的这一系列强化军队控制权的制度，也为明朝的积弱积忧埋下了隐患。本文仅就明朝洪武年间中央对军队的控制制度略陈己见。

　　一、五府遣将，兵部调兵——兵将分离的机制防止了军队造反、皇权遭威胁的局面

　　元至正十六年（1356年），朱元璋攻下集庆（今南京）路后，仿宋、元建置，设最高军事机构枢密院。二十一年（1361年）改为大都督府。大都督府权力很大，“凡天下将士，兵马大数，荫授，迁除，与征讨进止机宜，皆属之”。（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五军都督府》）。朱元璋以自己的侄子朱文正为大都督，节制中外诸军事。吴元年（1367年）罢大都督不设，更定官制，以左右都督为长官。洪武十三年（1380年），为避免权力过于集中，改大都督府为中、左、右、前、后五军都督府。所谓“五军五设，指臂相使，设有意外之虞生干一军，而四军足以制其死命。”（《西园闻见录》卷六三《京营》）分大都督府为五军都督府是明代军事制度的一项重大变革，标志着明朝军制的正式定型，是朱元璋强化中央集权的重要措施之一。五军都督府的主要职责是“分领在京各卫所及在外各都司、卫所”（《明会要》，职官十四：五军都督府），《明史》卷八九《兵志》中说到：“明以武功定天下，革元旧制，自京师达于郡县，皆立卫所。外统于都司，内统于五军都督府，而上十二卫为天子亲军者不与焉。”这里面包含了两层意思：一是锦衣卫、上直卫等亲军不隶属于五府；二是五军都督府掌管军旅事务。朱元璋认为权皆归于一府，不利于指挥。
　　五府的目的已是分权，而在每个都督府的内部，也采取同样的方法，五军都督府分统各地的都司，卫所，每个都督府又分为左、右都督，彼此互相制约。而且，各个都督府下辖的各都司，卫所之间不相联辍，互相插花，犬牙交错，以互相牵制，互相监视。这样的排兵布局，一方面是军事布局上的需要，另一方面是则是为了分散各都督府的军权，使各高级将领之间相互制约。从而有利于皇帝对军队的高度集权控制。各府所统领的都司卫所，也是因此，他采取了分权制衡的原则，规定兵部协理军旅事务。在兵部的权限设置上，朱元璋做出了一番别出心裁的安排。五军都督府与兵部共理防务，两者既相互配合，又互相钳制。他们之间的具体分工与关系是：
　　兵部掌兵政；而统军旅，专征伐，则归之于五军都督府。兵部有出兵之令，而无统兵之权；五军有统兵之权，而无出兵之令。至将属于五府，而兵又总于京营。合之则呼吸相通，分之则犬牙相制。（孙承泽：《春明梦余录》卷三十，《五军都督府》）
　　这个跟罢大都督府一样，都是为了避免权力过于集中，是一个权力分流制衡的问题。通俗点来说，五军都督府跟兵部的关系就是：带兵的不能调兵，调兵的不能带兵。兵不识将，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将不习兵，将无专兵，兵无私将。为了加强君王专制，朱元璋规定五军都督府无调兵权，仅掌兵籍、训练和军政。兵部掌军官任职、升调和军令，但不统兵。军队的调遣权和最高统率权则总于皇帝。它将调兵权跟遣将权相分离，调兵之权属于兵部，兵部有权调动卫所军队，但是却没有统兵权，五府负责统兵率兵打仗，却只能负责将领权。在这种调兵权跟遣将权相分离的模式下，上级将领和下级将领之间、将领和兵勇之间，不可能建立深厚的私人关系。这就防止军队变成个别将领的私家军队。在一支军队内部也不可能进行对抗中央的密谋。“兵无常帅，帅无常兵”的局面也是朱元璋最乐见的。

　　二、屠戮忠臣，分封藩王——封藩制度的实施确保了皇权对军队的绝对控制

　　朱元璋出身行伍，他多次将自己与汉高祖刘邦相对比，自认为与刘邦有诸多相似之处。尤其在夺取天下后，在制度建设方面，朱元璋皆模仿汉高祖刘邦。比如说杀功臣、徙富户、建都城、分封诸王等。
　　从制度层面来分析，明初的屠戮功臣不能作为一项制度来看待。但是它却实实在在的强化了皇权对军队的控制，影响了洪武年间许多的军事制度的制定与实施，但是作为军事政策或者军事谋略，屠戮功臣在明朝初年的作用是显而易见的。明太祖马上夺天下，却不能马下依靠武臣治理国家。因为武臣手握重兵，朱元璋惟恐其功高盖主，更担心其死后这些武臣会反叛。在明朝建立之后，朱元璋论功行赏。不少武将列三公，位入五等。但是明初“建国犹以武为重”的后果就是武臣的骄横，“时干甫息，武臣横暴，数仟文法”（《明史》卷一三八，《沈婿传》）。如以“大将才”著称的蓝玉，“骄赛自悠，多蓄庄奴、假子，乘势暴横。尝占东昌民田。御史按问，玉怒，逐御史。北征还，夜扣喜峰关。关吏不时纳，纵兵毁关入”（《明史》卷一三二，《蓝玉传》）。这种状况再加上历朝武将拥兵称雄的教训，不能不引起朱元璋的严重不安，随之制定了一系列严密的军事制度和政策。明代，特别是明代初期，待功臣刻薄寡恩，甚于汉代。至洪武末年，不少功臣宿将几被杀尽，连文臣亦多冤死。朱元璋对朝臣可谓是“飞鸟尽良弓藏、狡兔灭走狗烹”，诸如“杯酒释兵权”，“蓝玉案”都是洪武年间屠戮功臣的例子。
　　洪武年间皇权强化对军队控制的最重要的一项制度是分封诸王，建立封藩制度。明太祖初封诸王时，诏谕全国，说分封是为了“屏藩国家”（《明太祖实录》卷五一）。我们从《明太祖实录》卷二十九（下）中记载的这段太祖与太子关于“七王造反”的对话，便可以看出他对分封的认识。朱元璋认为“此讲官一偏之说！宜古景帝为太子时，常投（乘）博局杀吴王世子以激其怨；及为帝，又听晁错之说，轻意点（指定）削诸侯土地，‘七国之变’实由于此。若为诸子讲此，则当言藩王必上尊天子、下抚百姓，为国家藩辅以无挠天下公法。如此，则为太子者，知敦（督促）睦九族，隆亲亲之恩；为诸子者，知夹辅王室，以尽君臣之义。”言下之意认为七王之乱错不在藩王，而在于皇帝误听谗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