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德国、日本、法国为典型的大陆法系国家，在民商立法模式上均采民商分立，即在的发展，经济形势的复杂多变，自由主义与折衷主义的设置商事帐簿原则弊端凸显，一方面无法让商事主体、投资者、股东等清楚了解商主体的财产经营状况以防范风险、维护自身合法利益，另一方面使政府部门也无法有效对其进行监管而扩大了经济风险。因此，这两种原则日益消退，相反，强制主义更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需要，便于实现商人利益与社会公共利益的保护，日益受到世界各国的青睐。

　　三、对我国制定《商事通则》的立法启示

　　我国现行商事立法现状为民法与单行商事法律并存而缺乏统率性、通则性的《商事通则》。本文在此不讨论《商事通则》制定的必要性，而是在肯定其必要性的前提下，借鉴德日法商法典总则的合理做法，为如何制定《商事通则》略表拙见。
　　（一）准确定位《商事通则》，协调好民商之间的关系
　　如前所述，德日法商法典在处理民商法的关系时，均坚持民法为一般法，商法为特别法，在商事领域的法律适用上，商法优先而民法次之。这给我国的立法启示为，制定《商事通则》仍应坚持民商法一般法与特别法的关系。为此，其要注重协调民商法的内容：对民法已规定的精神、原则等基础性内容，通则不应重复规定，否则，将造成立法重复、交叉，从而增加立法成本，浪费立法资源；同时，因民商法的基本价值理念、调整对象存在重大差别，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使得许多内容不能为民法所包含，例如商人、商事行为、商事账簿、商事代理等，而这些内容为商事领域的一般制度，因此，这一立法任务应由商事通则来肩负。
　　（二）规定商事基本制度，弥补法律空白
　　目前我国商法学界对如何安排通则的基本内容众说纷纭，莫衷一是，然而，商主体、商行为、商事账簿、商事代理等作为通则的一般制度，学者们对此基本达成了共识。
　　商主体、商行为作为商法界公认的两大基本制度，以立法形式予以确定为大势所趋，而目前其尚处于理论探讨层面而未落到实处。通过评析德日法对商主体、商行为的不同规定方式，本文认为，对商主体的界定应采折衷主义模式，该模式取主观主义的确定性之长又避其疏漏性之短，同时取客观主体适用范围广之长而避其模糊性之短；对商行为的确定亦应采折衷方式，此方式吸取了概括式较强的覆盖力、统一力而弃其具体性、确定性之缺，亦吸取了列举方式具体、明确之长而避其疏漏之短。
　　至于商事账簿，目前我国并无统一的立法，但我国《会计法》等法律中规定的账簿制度采取的是强制主义原则。如前所述，自由主义与折衷主义的设置商事帐簿原则弊端凸显，无法适应复杂多变经济形势的需求，而强制主义更能适应现代经济生活的需要，日益受到各国青睐。因此，日后在《商事通则》中制定统一的商事账簿制度时，应继续采强制主义的设置方式，以更好地维护投资人、商主体的合法权益，促进商事交易安全、有效、迅捷进行。
　　随着商事交易的日益复杂化、专业化、技术化，商事代理人在各国商法发展中的地位日益凸显，德日法更是以规定商事代理人为独立的商人这一方式确保其地位。商事代理在我国经济活动中亦起重要作用，但我国至今没有代理商的专门立法。因此，本文认为，必须借鉴德日法合理的做法，在我国《商事通则》中设置商事代理人，并将其规定为独立的商人。唯有如此，才可满足现代市场经济方便快捷、节约高效的要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