三、族刑的一般原则

　　（一）首告免缘坐
　　为鼓励告发，古代各朝的法律一般都规定，缘坐人首先告发正犯可免株连，秦朝就有了这方面的律条，《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夫有罪，妻先告，不收。”但秦律同时又规定：“当迁，其妻先自告，当包。”就是说，当丈夫犯有应被处以流放刑罚的犯罪行为时，妻即使告发，仍然要随丈夫流放，并不能获免。这主要是因为秦时的“迁”具有实边的性质，为促进边疆地区的发展，所以采取的一些特殊措施，非“迁”刑的犯罪行为，仍然可以告发免缘坐。汉律规定：“夫有罪，妻告之，除于收及论；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劫人、谋劫人求钱财……其妻子当坐者偏捕，若告吏，吏捕得之，皆除坐者罪。”而且，凡属首告发抖可以免除缘坐，谋反罪也不例外。
　　自唐代始，为进一步鼓励告发，法律规定缘坐人首先告发正犯，不但缘坐人免坐，甚至正犯在一定条件下也可免罪：《唐律疏议》“犯罪未发自首”条：“诸犯罪未发而自首者，原其罪即缘坐之罪及谋叛以上本服期，虽捕告，俱同自首论。其闻首告，被追赴者，不得原罪即谓止坐不赴者身。疏议曰：“谓犯罪之人，闻有代首，为首及得相容隐者告言，于法虽复合原，追身不赴，不得免罪。“谓止坐不赴者身。首告之人及余应缘坐者，仍依首法。”依此规定，犯罪未发时，缘坐人首先告发或缉拿正犯送官，不仅缘坐人免株连，正犯也以自首论而赦其罪，即使正犯逃脱而未能缉拿，正犯虽不能免罪，但缘坐人依旧 可免株连。
　　（二）正犯遇恩减罪或行刑前身死，缘坐人刑罚减等
　　古代族刑制度下，随正犯被处罚的亲属称为缘坐人犯。缘坐人犯虽也是罪犯，但他们本身并没有实际的犯罪活动，只是“缘乎犯法之人罪大恶极，法无可加，因以及其所亲所密而坐之以罪”。换言之，缘坐人受刑时因正犯之故，是陪同正犯受刑。由此而论，当正犯遇恩减罪或者在行刑前死亡即自杀、死于狱中等，缘坐犯人可以享用减刑甚至免刑的优待。
　　秦代已有了正犯未受刑死亡而减免缘坐犯的制度。《睡虎地秦墓竹简·法律答问》：“葆子以上，未狱而死若已葬，而甫告之，亦不当听治，勿收，皆如家罪。”是说本应缘坐的葆子之亲属，因葆子死亡而免于连坐责任。同书又载：“甲东人，不觉。今甲病死已葬，人乃后告甲，甲杀人审，问甲当论及收不当？告不听。”也就是说甲死后对甲不再论罪也不再收孥其亲属。
　　明代中期以后，始定有戮尸条例。对杀一家非死罪三人、支解人者，虽死仍戮其尸，妻、子流二千里。清代沿袭之。其实。明、清时期，虽死戮尸而缘坐亲属的范围不止杀东一家非死罪及支解人，反逆罪也适用：
　　（三）女性、奴婢、僧道犯罪罪止其身
　　在两汉时期，奴婢犯罪是不株连亲属，这在汉律中有明确规定，《二年律令·收律》：“奴有罪，毋收其妻、子为奴婢者。”但女性犯罪是要株连亲属的。汉律规定：“妻有罪，夫告之，亦除其夫罪。”汉代有不少女性犯罪缘坐其亲属的事例。如公孙德“坐妻大逆，弃市”。
　　南北朝时，发生于延昌四年（冀州沙门法庆谋逆一案，因其妻尼惠晖也在谋逆之列，故“擒法庆并其妻尼惠晖等，斩之，传旨京师。”由此或可以认定，南北朝时，僧道犯罪并不牵连犯罪。
　　至唐宋，法律对女性、奴婢、僧道犯罪免缘坐亲属有了明确的规定。如《唐律疏议》“缘坐非同居”条：“道士及妇人、若部曲、奴婢、犯反逆者，止坐其身”。《宋史》上说：“天圣七年，兴化军进士陈可言：……‘况僧犯大罪，并无缘坐’，由此可知，妇女、僧尼犯罪不应该株连亲属。但从当时的一些案例看，实际情况并非完成如此。德宗贞元三年，诰国长公主结交大臣，出入东宫，又有人告长公主淫乱，目为厌祷。德宗大怒，幽长公主于禁中，公主五子皆流岭南等地。宋代也有妇女犯罪牵连家人之例：

　　四、族刑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启示

　　当今社会，家族本位的传统观念受到极大冲击，个人独立地位得到发展与巩固，但“家”依然是社会的主要单位，人们对“家”的依赖并没有减少。中国古代族刑对现代法治建设的借鉴体现在以下几点。
　　（一）罪责自负原则
　　中国古代族刑株连范围往往涉及三族、五族、甚至是十族，株连范围之广，世之罕见。以家族为本位的社会结构和政治模式，为族刑的存在提供提供了生存的空间。在当时的政治、经济背景下，皇权神圣不可侵犯，对于可能威胁到皇权的罪行，皇帝是不能容忍的。为防止再次出现侵犯皇权的行为，唯一的办法就是斩草除根，从根源上杜绝，而“族刑”是最佳的选择。不仅针对犯罪人本身，对其家族也是沉重的打击。在中国古代“一荣俱荣，一损俱损”、“一人得道，鸡犬升天”的社会结构下，一人的荣辱跟整个家族联系在一起，脱离了家族，个人的价值就无法得到肯定与认可。因此，在个人犯犯危及现存皇权之罪时，其家族成员也须为此承担责任。

　　在现今社会，“罪责自负”这一古人的刑罚理想已实现。犯罪人触犯法律，刑事责任应由其自身承担。家族成员不为他的犯罪行为承担共同的刑事责任。也许有人会提出疑问：家庭成员在发现其犯罪行迹后，为其提供方便，最后也受到处罚。这并不是家庭成员因犯罪人的行为而承担的刑事责任，是家庭成员自身触犯法律，为其自身承担的责任。“罪责自负”原则是保障人权的一种体现，是一种理性的法律制度。
　　（二）罪责刑相适应原则
　　中国古代对于犯人的处罚往往施于“重刑”。法家代表人物商鞅主张“重刑”。“行刑，重其轻者，轻者不生，则重者无从至矣”，“重刑，连其罪，则民不敢试，民不敢试，则无刑也”。其认为只有对民众施于“重刑”，民财不敢犯法，以此达到富国强民的目的。
　　明代初期，朱元璋推行“重典治世”的原则，无论官吏、民众，小过动辄施以族诛的酷刑，贯彻其“重典”思想的《大诰》初编、续编、三编、《大诰武臣》及其它史籍中，因小过而动用族诛的事例或威胁施以族诛的告诫比比皆是，下略举数例：《御制大诰续编》：“诸司衙门官吏、弓兵、皇隶、祇禁，已有定额，常律有规，滥设不许……今再《诰》一出，敢有仍前为非者，的当人、管干人、干办人，并有司官吏，族诛。《诰》不虚示。”《御制大诰续编》：“今后敢有一切闲民，信从有司，非是朝廷设立应当官设各色，而私下擅称各色，与不才官吏同恶相济，虐害吾民者，族诛。”
　　从以上例子可看出，中国古代对于可能威胁到政权的罪行，一律“重刑”处治。统治者对于认为损害其利益的人，不是根据受损害的程度成比例地索取代价，而是要求受刑者数十倍、数百倍、甚至是数千倍的代价。“罪、刑、则”天平是不平衡的，天平更倾向于“责与刑”。
　　随着历史的发展，“罪刑责相适应”原则已得到实现。在现今社会，人人都要求平等，要求权利的对等，没有人能超越法律。由于权利的平等，人们对自己所犯的罪刑也承担相应的责任。
　　（三）死刑公布不示众
　　中国古代奴隶制法律曾经处于“刑不可知，威不可测”的秘密状态和努力主贵族对法律专擅垄断的时期。这时期统治者认为在法律不公布的情形下，法律的威严深不可测，人民对法律不可知使得其行为小心翼翼，达到和平的状态。
　　统治者还通过另一种手段，达到震慑人民以及重申皇权的效果，即死刑的执行大都采用公开示众的处决方式。《礼记·王制》载“刑人于市，与众弃之”。秦及之前的时期，死刑的执行方式具有五刑（先施墨、劓、剕、宫等刑，然后处死，并将尸体剁成肉酱丢弃在乱市中）。据《汉书·刑法志》记载：“当三族者，先黥、劓、斩左右趾、笞杀之，枭其首，菹其骨肉于市，其诽谤詈诅者又先断其舌。
　　在现今社会，法律规定对死刑的执行公布而不示众，这是对人权的一种保障，也体现了法律的正义性与合理性。中国古代族刑的行刑采用示众的方式，不仅是对当事者肉体的折磨，更是对与当事者有关的其他人精神上的打击，令他们感到羞愧，对整个家族来说都是沉重的打击。我国法律规定，对死刑的执行公布而不示众，保护了犯罪人家庭的颜面，不因犯罪人个体而使整个家庭被社会所否定。这种理性地把情感排除在政治和法律之外，在公众中倡导法的精神，而不是只强调权力，更加有利于我国建设社会主义法治国家。