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滥用的公权力对于私权利的损害连续发生，权力的限制反复被强调，但多是从上到下的举措。客观上，这些努力起到了一些成效，但权力天生就具有侵伐性，难以“慎独”。所以在建立“法治”国家的同时，我们应该强调权利的自觉和聚合，并借助社会组织的形式，依靠中层阶层的力量，完善群体诉讼制度，组织分散的民众权利，对抗被滥用的权力。

　　论文关键词　权利　权力　中层阶层　社会组织　公益诉讼

　　一、回看“孙志刚之死”的事件

　　人固有一死，或寿终正寝，或患疾暴毙，或舍身取义，又或赎罪伏法，但最近几年，“做梦死”、“冲凉死”、“躲猫猫死”等非正常死亡却连续出现。这些死亡均是发生在看守所、劳教所等惩戒性机构，都由执行人员或执行机构公布。然而，调查后的真相却再正常不过，无一例外的是执法者滥用权力损害被害者的生命权。如何避免非正常死亡的继续，学者和立法者呼吁修订现有法律，司法工作者要求分离刑事案件的侦审职能、加强检察院的监督职能等。
　　在笔者看来，这些非正常死亡其实是震动全国的“孙志刚之死”的续后。2003年3月，在广州工作的大学生孙志刚因未携带任何证件上街，被当地民警作为“三无”人员送至收容站，因病转送救治站，之后却被救治人员殴打致死。事件经报道后，中共中央政治局常委罗干和公安部部长周永康做出批示：坚决依法彻严惩凶手。经广州市中院、广东省高院公开审理，对涉案犯罪嫌疑人依法给予了刑事、行政处罚。2003年8月，《城市流浪乞讨人员收容遣送办法》（82版）被废除，替代之的是《城市生活无着的流浪乞讨人员救助管理办法》。
　　孙志刚事件因废除了一个没有法律依据的“办法”，具有一定的代表性。但其效用如何呢？宪法中已规定了公民的“人身自由权”，《民法通则》和《刑法》也具体确认了事后惩罚和救济。所以，孙志刚的悲剧按现有的法律规则，完全可以避免。笔者认为、损害后果的发生是由于执行中滥用权力，如果不去修正执行问题，只是停留在书面上废旧立新，那只能是“旧病未愈，又添新病”。比如，当前，城际间人口流动增加，城市里的流浪人口增多，反而需要城市流浪人口救助制度，既是保护迁徙自由权，又是维护地区稳定。
　　靠立法静态限制权力是刻舟求剑，那么，司法中的侦审分离其效用又如何呢？笔者认为，其分离的前提是侦查和审查部门绝对对立，职能清晰，人事隔离，否则便无法实现。根据孟德斯鸠的“三权分立”学说，权力的正常运行依靠立法权、行政权与司法权相互制衡。然而，三权分立这种产生于西方法治概念下的预设，真的能在我国凑效吗？考察下这些概念产生的土壤吧。英国宪政是资产阶级与封建贵族、王权长期斗争的过程中发展起来的。资产阶级的力量从中世纪的弱小到与15、6世纪与王权抗衡再到19世纪的强大，最后形成直接代表制、立法制约行政等权力制衡制度。美国的宪法理念与英国同质，但也具有自身特点。首先，殖民地时期，英国对北美大陆分而治之，州间彼此独立，要想脱离英国建立独立国家，只能选择民主制、代议制这种权力间的平衡制度；其次，美国制宪会议中主要是四个利益集团：债权者金融家、银行家和贷款所构成的集团、商人和制造业集团和土地的投机家和垦殖者。所以，基本的私人财产权先于政府而存在，私权是先于权力存在并行使的，由此可见，在英美，三权分立是一个是由下而上的践行过程。
　　然而，从我国统治传统、中央对地方、权力机构上下级之际，都习惯于控制与被控制的治理关系；从民众意识来看，崇尚顺民精神，不见权利意识，所以，在我国，几乎没有抗衡而治的经验，依靠权力来限制权力、或者单纯的靠一己之“权利”限制权力的治理模式无法取得根本性的成效。

　　二、聚合权利对权力的制衡

　　对比下美国的工人大罢工、希腊的公务员集体大游行等，个人权利的聚合足以让公权力考虑并接受权利诉求。如果没有“李刚”做父亲的死亡者们背靠社会组织，其权利受到损害时，能够由其组织出面解决，此案会发生吗？因此，要根本上避免公权力对于私权的损害，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我们要聚合分散的权利去对抗权力。
　　（一）主要聚合谁的权利
　　从社会阶层看，随着市场经济的发展，民营企业家、律师、知识分子等中间力量已经开始形成；从社会结构看，农村与城市逐渐走向一体化，城乡居民逐渐融合，观念、生活方式相互影响，平等、契约观念的社会根基正在生长；从国家与民众的关系来看，在竞争激励的当代，政党、政权的巩固需要经济发展、社会稳定，所以对民众行为具有前无仅有的容忍度和鼓励倾向。因此权利的生长与发扬具有了一定的空间。
　　那么有权益诉求的主要群体应该是哪些呢？随着中国社会经济领域内改革开放，社会结构也逐渐变化：在产业工人和农民之外，出现一个新的中层阶层，在200年完成的一项研究中，中国中层阶层的人数已达到8000万人以上；国家信息中心官员则指出，自2001年起的未来5年内，中国将有2亿人口进入中层阶层消费群。“改革开放以来，我国的社会阶层构成发生了新的变化，出现了民营科技企业的创业人员和技术人员、受聘于外资企业的管理技术人员、个体户、私营企业主、中介组织的从业人员、自由职业人员等社会阶层。而且，许多人在不同所有制、不同行业、不同地域之间流动频繁，人们的职业、身份经常变动。这种变化还会继续下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