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摘要 村域也连带发生了改变。农村行政管理和社会管理事务工作量日益加大，农村村民对政府公共服务和公共产品的需求增加，这些对村干部职能转变提出了内在要求。村域社会资本的研究范式从政治、经济以外的非制度性因素考察如何实现村干部职能转变，这无疑为研究村干部职能问题开辟了一条新思路，也使我们看到互惠、合作、参与、规范等非制度性因素对村干部职能转变的重大意义。本文拟从村域社会资本的视角对村干部职能转变和管理创新进行论述。

　　一、村干部职能转变的内涵

　　要明晰村干部职能转变的内涵，首先要对村干部职能做出界定。职能，泛指一定的人员或者组织所具有的职责和功能。村干部职能可被界定为村干部根据农村社会运行发展的需求在管理村级公共事务中所承担的职责和功能。村干部的职能反映了村干部工作的基本方向、任务目标和主要作用，是村干部行为本质的具体表现。而村干部的职能转变是指村干部在某一特定时期内根据所面临的行政环境的变化，按照有关主体的意愿和要求，通过采取一系列手段，创造有利条件，使村干部的职责和功能做出相应调适和发展，以实现农村社会发展目标的过程和总和。这里职能的“调适和发展”，既涉及村干部职能定位方面的调适和发展，也包含村干部职能运作机制和实现方式等方面的调适和发展。村干部职能的转变，至关重要的是村干部管理方式的转变：要变传统命令管理为市场管理、单一管理为综合管理、直接管理为间接管理、指挥干预为调节服务。村干部职能转变的实现离不开村干部权威性、服务意识、工作能力、工作效率的增强，因而村干部职能转变的实现将会促进村干部管理服务能力的升级。

　　二、作为一个分析框架的村域社会资本

　　自上世纪90年代以来，社会资本理论逐渐成为学者们关注的热点。社会资本理论基于其在解决经济和社会发展问题方面强大的解释力，被学者们从各自的研究领域和研究视角做了精辟的解读。皮埃尔·布迪厄（P.Bourdieu）、詹姆斯·科尔曼（JamesColeman）、罗伯特·帕特南（Robert D. Putnam）等是其中最具代表性的学者，他们分别从微观、中观、宏观的角度对社会资本的定义做出了阐述。虽然研究视角不同，但学者们关于社会资本的解读都离不开社会结构网络这一核心——社会结构网络由共享某些相似特征的个体或集体间的关系所构成，而互惠、参与、合作、信任、规范等填充了关系中的内容。只有建立在互惠、参与、合作、信任、规范等基础的社会结构网络才能被认为是具有社会资本，而互惠、参与、合作、信任、规范等则构成了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我们可以从以下几个方面对社会资本概念作进一步的认识和辨析：其一，社会资本包含资本的属性，具备为拥有它的主体带来收益的能力，它通过社会结构网络把社会成员聚在一起，以降低行动成本、产生规模效应，社会网络、信任与社会规范等特质可以弱化搭便车行为、促进合作与完善激励机制，从而为集体行动效率提升条件的实现提供可能，因而社会资本对于经济发展、公民社会的形成、有效政府的构建等具有重要意义；其二，社会资本的积累主要来源于社会成员互动中的依赖与约束，而这种互动主要靠成员间自发的社交能力而非自上而下的强制力，故社会管理者应当为培养社会成员的自治能力创造有利条件，促进社会成员自理与自律能力的提升；其三，社会资本具有公共产品特征，从受益者来看它不仅仅是一种个人资产，也显示出了公共产品的性质，因而个体可以分享社会资本所带来的收益，维护和促进共同体的利益；其四，社会规范、体制是重要的社会资本，社会管理者作为社会规范的主要决定者和执行者，其合法性和可信度对于社会资本的形成和增加变得至关重要，故社会管理者是社会资本的重要来源之一。
　　社会资本理论首先由西方学者基于自身对西方社会环境的理解构建并提出，所反映的是西方社会的状况和特点。在研究我国的农村问题时，需结合我国农村的实际情况，对社会资本理论做一个“本土化”的探讨。当“社会资本”前被冠以“村域”二字时，其作用的地域范围就特指我国的农村地区。村域社会资本是存在于农村地区的关系网络形态以及体现在该网络形态中的包括互惠、参与、合作、信任、规范等影响个人及组织行动的整体准则。笔者将村域社会资本分为个体和集体两个层面去理解：个体层面的村域社会资本包括村民个体间互动中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及蕴含在这些关系网络中的规范准则，这一层面的村域社会资本作用范围受限于关系中的个体，关系外的个体不具备拥有和动员关系网络资源的资格和能力；集体层面的村域社会资本又可以进一步细分为小集体和大集体两部分去理解：小集体层面的村域社会资本是指农村内模式化的、具备结构功能的群体、组织等内部存在的以及彼此间互动产生的关系网络和蕴含在这些关系网络中的规范准则，这些村域社会资本受制于已有的社会组织结构形式而存在；大集体层面的村域社会资本是指农村内模式化的、具备结构功能的群体、组织在代表村庄与外界环境的互动中形成的关系网络以及蕴含在这些网络中的规范准则，这些关系网络和规范准则作用于农村，与农村社会的运行有着紧密的联系，但却依赖于更大范围的社会层面内的制度和文化。本文讨论的村域社会资本限定为集体层面的村域社会资本。村域社会资本同样具备社会资本的内涵，它的产生基于农村社会结构网络，互惠、参与、合作、信任、规范等构成了村域社会资本的基本要素。中国传统社会是一个以血缘关系和地缘关系为中心的传统亲属关系占据重要地位的熟人社会，农村社会成员之间形成了一种建立在血缘共同体上的特殊信任，这种特殊信任使农村社会成员相互信任、相互帮助、彼此协作，并由此衍生出普遍化的互惠规范。现今中国大部分的农村仍然延续着传统的“熟人社会”的基本状况，而“熟人社会”所蕴含的互惠、参与、合作、信任、规范等社会资本要素也仍然在农村社会的运转中发挥着重要作用。

　　村干部的职能转变需要充分体现村干部由官本位向村民本位、社会本位的转变，体现出村干部的权力向村民和社会的回归。从这一过程中不难发现，只有农村社会具备互惠、合作、参与、规范等要素，表现为村干部“惠”及于民的理念内化于行动，乡村之间的合作广泛而深入，村民个体具有高度的参与意识、主体意识，农村内外的多主体能够有效参与农村社会的管理进程，且规范又能对村干部的职能履行进行有效的监督制约，村干部的职能转变才能顺利实现。而互惠、合作、参与、规范等正是村域社会资本的核心内容和基本要素，可见村干部职能转变与村域社会资本内涵之间具有天然的契合性，村干部职能转变需要村域社会资本提供一定的社会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