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摘 要]本文从政治语词/概念入手,讨论知识分子如何提高他们所供给的政治符号产品的质量:一方面以20世纪中国知识分子制造“封建主义”的语词/概念混乱所带来的严重危害说明分析、澄清政治语词/概念的必要性,另一方面则基于现代西方知识分子对某些政治语词/概念具有示范意义的清理工作,归纳出知识分子如何避免政治语词/概念混乱的一些基本训条和操作策略。

　　[关键词]知识分子 政治语词/概念 意义澄清

　　一、知识分子提供政治符号产品时的责任问题

　　“知识分子”不仅是一个非常歧义、难以准确定义的概念,而且是一个容易引起价值争论的语词。因为,在人们的言述中,“只要一提到它,往往就会引起涉及含义和评价的争论。”①既然在使用知识分子这一语词的时候,概念意义的含混与价值评判的分歧并行而来,那么,依照现代学术研究的方法,不妨把知识分子这一概念区分为规范性的与描述性的。

　　“知识分子”作为规范性的概念,它凸显的是知识分子的理想形象:知识分子应该具有何种特质、应该干什么、应该追求什么。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下,知识分子的形象不仅被理想化,有时甚至被浪漫化,比如知识分子是“人类良心的体现”、②“道德理想的捍卫者”、③“社会的批判者”、④“无私无畏的英雄”、⑤“精神的超越者”、⑥独立的“业余爱好者”⑦等。可以说,在规范性的知识分子概念里负载了对知识分子太多的价值期待与规范要求。因而在现实生活中真正达到这些要求的知识分子屈指可数。⑧

　　“知识分子”作为描述性的概念则有所不同,它着眼于知识分子事实上在做什么,而不是应该干什么。从这种角度来看,李普塞特对知识分子的定义,可以视为一种描述性的定义:“所有创造、传播、应用文化的人是为知识分子,而文化是人的符号世界,包括艺术、科学和宗教。”⑨据此定义,知识分子不过是符号世界的操作者。与此相类似的定义是萨义德提供的:“知识分子是以代表艺术(theartofrepresenting)为业的个人,不管那是演说、写作、教学或上电视。”⑩如果说李普塞特和萨义德的定义显得有些笼统或过于宽泛,那么,哈耶克给出的判断则较为具体:知识分子是“以解释观念为职业的那类人”,或者说知识分子是“倒卖观念的职业好手”。 这听起来似乎有点尖刻,不过作为一种描述性的判断,它揭示了知识分子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客观事实:“知识分子与弄‘观念’这套东西是几乎不可分的,至于观念是属于理想主义或唯物主义,……皆不关紧要。” 依此定义,知识分子不过是理念的创造者与解释者,亦即理念人。

　　如果我们在描述性的意义上使用知识分子的概念,把知识分子理解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符号产品的供应者,那么,首先需要追问的是,知识分子制造、解释的观念、提供的符号产品是否总是人类的福音?是否曾经成为人类灾难的序曲?毫无疑问,前一问题的答案是否定的,后一问题的答案则是肯定的。对此,已有知识分子显示出清醒的反省意识。作为知识分子的波普尔在审视世纪西方知识分子的作为时,就曾经颇为自责地写到:“我们这些知识分子每每出于懦弱、专横或者骄傲而干下最可怕的事情。” 如果说波普尔的反省主要针对近代以来的西方知识分子,那么,对于近代以来的中国知识分子来说,批判的自我反思就显得更有必要。这是因为,纵观中国近代的历史,每一次和平进入现代社会的可能性都和这个民族失之交臂,除了客观的政治因素之外,意识形态的力量是重要的原因之一。因此,“从事意识形态工作的知识分子,对此要负主要的责任。”

　　既然近代以来的中西方知识分子都曾经给民众带来巨大的灾难和痛苦,那么,在知识分子制造、解释的观念、提供的符号产品中,究竟什么样的观念、什么样的符号产品危害最大?历史的经验表明,社会政治性的观念或者政治符号产品产生的影响最为巨大,危害也最为剧烈。 由此引发的问题是,知识分子在制造、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的时候,如何减少自己给大众造成危害的可能性?

　　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问题。从已有的研究来看,马克斯·韦伯、哈耶克、波普尔、萨托利等人的诸多论述实际上已经触及到了该问题答案的某些方面。比如韦伯关于“信念伦理”与“责任伦理”的著名划分,虽然主要针对的是以政治为业的政治人物,但它同样适用于以制造、解释观念为业的知识分子:尽管支配知识分子观点的既不是自私的利益,更不是罪恶的动机,而是一些最为真诚的信念和良好的意图,然而,知识分子却不能奉行“基督行公正,让上帝管结果”的信念伦理,不能仅仅“盯住信念之火,例如反对社会制度不公正的抗议之火,不要让它熄灭”,他必须遵循责任伦理,“即必须顾及自己行为的可能后果”。 换言之,知识分子必须同政治人物一样,放弃信念伦理的精神执着,“采取责任伦理的踏实准则。”

　　不过,对于知识分子来说,要减少或者避免自己在传播、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的时候,给大众造成危害的可能性,仅仅在行为取向上奉行责任伦理是远远不够的,他还必须从多方面努力:比如,调整政治思维、 完善政治知识、清洁政治语词/概念等。本文的着眼点是政治语词/概念的分析与澄清。

　　二、政治语词/概念的混乱:以“封建主义”为例

　　作为制造、解释观念的职业好手,知识分子不可避免地要使用语词、概念,要以某种语言作为传播交流的工具:“每位知识分子都诞生在一种语言中,而且大都一辈子就活在那个语言中,那个语言就成为他知识活动的主要媒介。” 然而,语言不只是一种表达事物与观念的符号系统,它“不仅反映我们周围的现实,而且也有助于塑造我们所目睹的世界,影响我们对它的态度。实际上,语言有助于构造这个世界本身。” 换言之,语言本身也是一种具有主动性的力量。

　　具体到语言与政治的关系上,“语言就不仅是传播的工具,而且是政治的武器。” 一方面,作为政治传播的工具,政治语言既有准确地表达政治观念、客观地描述政治现象之功能,同时也有可能给政治传播、政治交流带来障碍。“正是我们使用‘民主’和‘民主统治’这些词语的方式,导致了极大的混乱。除非给出这些词语明确的定义,并对此取得一致,否则人们就只能生活在无法摆脱的思想混乱之中。” 另一方面,作为政治的武器,政治语言可能被用于维护基本人权、伸张政治正义、批判专制统治,但也可能被政客或者政治利益集团所利用,而成为歪曲事实、颠倒黑白、牟取私利的工具:“政治语言是设计来使谎言听起来像是真话,谋杀像是正派行径,空气像是固体。”

　　在语言(包括语词/概念、符号)与政治如此复杂的关系格局中,知识分子又不能不借助语言来制造、解释政治观念、提供政治符号产品。这样,知识分子在操作、使用政治语言的时候,必须格外小心谨慎。否则,其后果不只是笑话、混乱,有时甚至可能造成极大的危害。在此仅以现代汉语中的一个政治词汇———“封建主义”(feudalism)为例,以说明之。

　　按照中国传统的说法,封建制存在于秦汉之前。故历史上有秦始皇废封建立郡县之说。把中国自秦始皇开始的社会制度称为封建主义是20世纪发生的事情。然而,这种“封建主义”的概念“与中国原来所说的封建与日本、西洋的封建(feudalism)大不相同,当然也与马克思所说的封建不同(他心目中的封建主义本来就是西方通用的封建主义的概念),因此,名实不副,只能乱人视听。……因为概念与名辞的错乱,‘文化大革命’中还发生过毛主席要大家读柳宗元的《封建论》,而姚文元居然把它改为《分封论》的笑话。”

　　问题在于,“封建主义”这个政治语词/概念在使用上的错乱和笑话是如何产生的?这是一个相当复杂的故事。本文无意也无法在此厘清这个故事的来龙去脉,而只是强调知识分子是这个故事的主角。因为“封建”在中国古代文献中本来指的是“帝王以土地、人民、爵位、名号赐人”, 而使之建国于封定之区域的情形。这种意义上的封建主要发生在西周时期。然而,“封建”一词的古代含义却于20世纪在一些知识分子的手里发生了根本性的转折:他们不承认西周的封建制度,相反认为东周才是从奴隶制向封建制过渡的时代,而秦汉以后才完成真正的封建社会。

　　这种根本性的转折非同小可:它不仅改变了“封建”一词的古代含义,更重要的是它以西语中的“feudalism”(“封建主义”)为概念工具,不仅提供了一套针对中国古代社会历史的社会政治观念或者符号产品———“中国的封建社会”、“中国的封建制度”,而且最终在现代汉语中形成了一个以“封建主义”语词为中心,包括诸如“封建社会”、“封建专制”、“封建思想”等在内的庞大的语词、概念系列,迄今它们依然流行于学术论著、学生教材、大众传媒和日常用语之中。

　　事情的严重性与复杂性在于,由一些知识分子所生产出来的这些“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的政治语词、概念,不仅直接影响了20世纪中国的政治实践,而且给学术研究、思想文化带来了极大的混乱。这种混乱的要害在于对西方文献(包括马克思的著作)中“feudalism”的误读、误用、误导。在西方文献中,“feudalism”的含义虽然复杂,但它主要指称的是“那种大大小小的‘独立王国’林立的政治和社会状态”、“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和公共权威四处分散的社会结构”。 然而,把作为“feudalism”之翻译的“封建主义”运用于中国自周代、尤其是秦汉以来的历史分析时,这种“封建主义”概念所指称的对象恰恰与“feudalism”在西方文献中所指称的情形相反,因为中国自秦汉以来实行的是以郡县制为标志的“中央集权官僚制度”,这是“政治、经济、军事权力和公共权威高度集中的‘一元化’社会结构。” 这样,用“封建主义”、“封建制度”来指称秦汉以降的中国社会的时候,确实正好弄了个张冠李戴!而且,正如识者所言,这种语词概念的混乱“延续甚久,影响极深,从本世纪初一直到本世纪尾。……列出因‘封建社会’概念的误读误导误用而产生的思想、认知和政治实践的阴错阳差,就差不多等于是撰写一部中国现代政治思想史!”

　　如果说得更尖锐一些,这些流行于现代汉语中的“封建主义”、“封建社会”、“封建制度”等政治词汇不仅发挥了误导的功能,而且在某种程度上还具有“欺骗性含义”。所谓“欺骗性含义”是指,“即使词语只有习惯用法中的含义,如果说话者不用它来指听者赋予它的含义,那么这个词语就会是欺骗性的———被欺骗性地使用。” 不幸的是,在现代汉语的政治词汇中,具有“欺骗性含义”的语词并不是孤立的现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