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次，由“政治的正义”观念所规定的政治价值是非常重要的，它表达了自由主义的政治理想: “即由于政治权力是作为一个合并实体的、自由而平等之公民的强制性权力，所以，当宪法根本和基本正义问题产生危机时，这种权力只能以人民可以理性地期待全体公民都能按照他们的共同人类理性认可的那些方式来行使。”而只有全体公民认可的“政治的正义”观念才能作为公共理性( public reason) 和公共证明的基础。因此政治价值高于一切与之冲突的非政治价值，从而使“重叠共识”成为可能。

　　最后，“重叠共识”的形成分两个阶段，“第一阶段以一种宪法共识而告终，第二阶段则以一种重叠共识而告终。”在“宪法共识”阶段，“政治的正义”观念是作为一种“权宜之计”被人们犹豫地接受并采纳到宪法之中的。当政治自由主义取得了令公民们满意的成就时，它就获得了后者的忠诚，并且开始理性地考虑应该把它当作表达政治价值的正义原则加以确认。最终，在使民主制度成为可能的有利条件下，这些政治价值超过同它们发生冲突的任何价值，这样，“权宜之计”过渡到以“政治的正义”观念为中心的稳定的“重叠共识”。

　　至此我们看到，以“理性多元论”为逻辑起点，以“政治的正义”为基本诉求，以“重叠共识”为思想路径，罗尔斯完成了其政治自由主义大厦的公共性建构。在罗尔斯的理论运思中，政治自由主义的公共哲学有可能完成早期正义论所不可能完成的任务: 为现代多元民主社会的正义稳定且和谐统一铺平道路。

　　四、结语

　　与正义论伦理的绝对普遍主义话语形式相比较，政治自由主义公共哲学立足于“理性多元论”的事实，因而有可能避免多元主义所控诉的道德本质主义的极权倾向。质言之，政治自由主义公共哲学的理论抱负是为现代多元民主社会提供一种立基于诸种合乎理性的整全性学说之“重叠共识”的政治理性，并以“政治的正义”观念来整合理性多元论社会条件下的政治伦理价值，最终以“公共性”来为现代多元民主社会进行政治合法性论证。应当指出，罗尔斯这一理论思考确实为价值多元化条件下的民主立宪社会的和谐稳定提供了一种具有一定程度合理性的解释。

　　然而，罗氏的公共性建构问题在于，他企图把各种宗教确信和道德确信排斥在政治言谈之外，因为它们可能引起悬而不决的争议。罗尔斯相信，“政治的正义”作为一种非形而上学观念可以成为各种整全学说之“重叠共识”的核心。换言之 ，在公共政治领域不存在争论和冲突，争论和冲突只发生在非政治领域。可见，罗尔斯通过超越形而上学的政治建构，试图把争论和冲突从政治领域放逐到非政治领域，一劳永逸地结束政治论争。

　　显然，这是罗尔斯一厢情愿的公共哲学幻象。事实上，在政治领域和非政治领域之间并不存在一条清晰的、不可逾越的界限，桑德尔所言不无道理，“民主政治无法长期把一种公共生活从道德目的中抽象出来，也无法将之与道德目的分离开来。”

　　各种整全学说不仅在非政治领域发生着争论与冲突，而且时时侵蚀着政治领域。尽管罗尔斯的公共性建构遭到诸多诟病，但是对于正处在转型之中的中国社会而言，却依然具有深远的启发意义。

　　随着改革开放的不断深入和市场经济的逐步发展，中国社会正经历着从传统到现代、从封闭到开放的深刻转型。在社会转型的过程中，原有的格局正在发生变革，社会价值观、利益观日趋呈现多元交织、错综复杂的局面。多元利益的分化，社会利益在城乡、地区和个人之间分配的失衡，使得全社会范围内公共性问题日益凸现。因此，必须建立一个行之有效的分配多元利益的公共性机制，以协调各种利益主体和社会关系，实现社会的公平与正义。那么，如何建立起这样一种公共性分配机制? 罗尔斯的政治自由主义公共性哲学的理论运思无疑提供了一种有益的参考。按照罗尔斯的前述思路，各种利益主体应该遵循一种“政治的正义”观念观照下“相互性标准”，在平等、宽容、互相尊重的前提下进行理性的沟通和商谈，以图在利益多元化的背景中就利益分配机制达成一种“重叠共识”。这样，多元主体就有可能在实现各自利益的同时，也能实现多元利益的和谐共存，从而进一步实现社会分配的公平正义。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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