强调文学对哲学的拒绝，强调文学语言的中立。“拒绝哲学”显示为es gibt本身被抹去，显示为不给予与纯然的拒绝。布朗肖认为，海德格尔虽然认识到荷尔德林诗歌中的自然、混沌与神圣作为“直接性”本身是无法直接接近与居有的，但他仍然把它们向古希腊思想还原，通过减弱混沌与神圣的冲力，借助法则的调定，使之与显现、在场、世界处于相关关系中，即作为“大地性”出场于作品中。 
但显然，海德格尔还并没有完全进入混沌本身之中，布朗肖问道：“如何神圣，‘不可表达’、‘不可知’的神圣，它打开事物，仅仅以它不显现为条件，它显示，因其自身隐藏，它又如何能落入言辞，让它自身外化为生成，成为歌唱的外在性，而它自身只是纯然的内在性？实际上，的确，这是不可能的，神圣是不可能本身。”[17]。海德格尔一直想发现一条通道与一个中介使不可交流或绝对隐藏者与可交流或显现者之间发生关系，而布朗肖则认为这个中介不可能。诗与文学并不是这个中介，文学写作并不破除生命与文学之谜，而只是让我们进入这个谜之中，不让那混沌的力量吞没我们。海德格尔后期借助想象力的自由变更力求接近那绝对隐藏的神圣，只是扩展着“此在”（Da-seyn）之“能”，使可能性更可能，仍没有触及不可能性本身。 
诗使可能可能，因为诗歌的存在，将来才可能。文学作品的语词并不指称外在的事物，它本身如同马拉美的写作的方式所表达的，就是事物，它的质料性，它的存在于纸上以及成为作品的方式就是事物本身。文学的语词不是所指也不是能指，因为从文字本身来看，能指只是差异的符号，而且这差异只是踪迹的踪迹，语词也不是所指，它不存在于一个意义的空无世界（比如在大脑中，在观念中），语词作为物是表面的，就只在表面，但又可重新铭写，所指不存在了，能指的对立也不存在了。文学的语词也还不是现成的物与工具，而是发生着的事件，在书写中打开一个将来，在世界之外，并使世界可能。与之相应，诗并不是话语的生产，而是陌异于语言，在语言之外，命名的非命名，因为命名行为总是通过给予事物一个意义而去“谋杀”事物本身，用语言及其影象代替事物，如同黑格尔感性确定性的否定性力量所做的那样，为万物命名的亚当是第一个谋杀者。在这个意义上，诗恰好使世界不可能，因为它不再命名。它只是打断言说，如同当言说被“括号”的标记所打断。 
文学作品因其不再命名或不断抹去名字而成为解作品与非作品的。文学作品总存在有一个“空间”并不能被显示出来，一部作品总是有待完成与有待阅读的，作为文本写作事件，作品有一个鬼魂般的将来与过去有待在阅读中展开，这个将来或过去以作者之死及完全的缺席为条件。这个“空间”如同遗嘱在作者死后仍发挥着力量，因此作品本身比人更孤寂。这样就不再是此在的向死而在，而就是死去了，但又不可能死去，还幸存着。“语言是可能的，仅仅因其追求不可能”（WF:22），“语言总被它的不可能性所萦绕”（WF:72）。 
因此，语言的工作与开始是“死之言说”，把死转化为否定，以便让语词的意义来主宰事物，啊，死之言说就是“死言说我”(WF:323)，没有死，一切反而都沉没入虚无与荒谬之中。这样，就不是尼采所说的上帝是死了，而是“死是上帝”，死之言说给予生命去言说，言说只是死之生命。这又是一个“死-句”，是死之言说意志的体现。通过言说死,我获得自我的分离力量，并不断返回自身，使死内化。甚至自杀也是对死的不耐烦，想以其自己的名义占有死之空间。 
但中性的文学是对这一哲学权力的拒绝，它是语言的不说。“死，并不是‘绝对是属于人的可能性’ ……而是相反，死从不发生到我，以致于我从不死，反倒是‘他们死’：那死去的人是匿名的，匿名是一种伪装，这伪装是不可掌握、无界限、不可设置的，在我们之中又是被最危险地肯定的”（ SL:241）。拒绝说一切，当然也拒绝说“死”，因为“说死”并不使我们知道死。已经死去的拉撒勒并不能复活，他的尸体已经发出臭味，言辞并不能进入那一深渊，一切已被“打断”。死是存在的打断！死打碎语言，语言在言说之初就已经被打碎，我们的言说其实只是碎片性的，我们对完整句法的要求只是幻想，只是出于虚无意志的恐惧。而真正的写作只是忍受“死”之击打，写作只是“忍耐的伦理”。 
但这伦理也不同于列维纳斯从它者而来的伦理，因为写作本身即是它异的，相对于我与另一它者而言，写作都是外在的，它异的。虽然列维纳斯的il y a已经受布朗肖的文学描写的影响，但列维纳斯依然不能容忍il y a的中性、匿名、恐怖与噪音，总是用“它者”超越中性。虽然它者的面容即是语言，它的言语即是正义，面容是没有语词的语言，就是物本身，语言作为接近也是一种接触，是感性的触摸，是皮肤。 
但对于布朗肖而言，il y a总是体现为“中性的无休止的坚持，匿名的夜间的呢喃，作为从不开始（即，作为非本源的，既然它完全排除了开始的规定）；它是绝对，但作为绝对的不可规定性”。Il y a作为笛卡尔式的恶的精灵并不被压制，而是成为文学的礼物。即使当“它者”接近我，也只是一次分裂与停顿（caesura），在 a上逗留，如同“死”到来着但又不到达，啊，如同“我的死亡的瞬间”——将被处决但又没有发生，却又作为幽灵永远陪伴我了。只是打断存在，打开一个间隔，这间隔在同一与差异之外，既不是海德格尔式的本己能在也不是列维纳斯的伦理责任，而是第三类的。在列维纳斯那里，“它者”依然是有等级的，从高处或底处而来，从绝对它者与一般它者而来，而布朗肖不再承认上帝。 
从而，存在与它者的双重打断，只是指示出与绝对陌异的关系，只是从“外面”（outside）而来，il y a中的il在语言之外，代表另一者，“它者本质上只是一个中性的名字”。布朗肖写道：“说到‘人类共同体’，必须回应人与人之间这种陌异的关系——这关系并没有共同的尺度，是一个过分的（或译为外轨道，循环之外的）关系——语言的经验能为我们引导出意义吗”？“并且这个提问还并不指向它者——autrui——这只是一种存在方式，也就是说，每一次这责任要么被充实，要么落空，不管是否知道与否。有一种无限更加性命攸关。在这种关系中，它者——但我们中的两个（交谈者）中谁将是它者？——是根本它异的，是完全它异的。并且，作为它本身，是一个无名的名字——它者：人的在场恰好就一直失去了他的在场，刚好是失去了他的位置”（IC:71）。在这里，它者，即人，但人只是“无名之名”，只是匿名的，置身于一个没有位置的空间。诗性的空间只是一个放逐的空间，一个陌异与陌生的地带，一个不可能的空间，在这空间中，语言不再能实施其可能的力量，不再能实施其概念化与伦理的要求。中性的“在外面”显示了伦理的限度，布朗肖的“它者”并不是同一性的相异者，“而是在同一与它异关系的外面，在异质性的令人难以置信（或恐怖）的地带”，这“外面”就是分离本身。 
同时，布朗肖又用“友爱”的方式在回应着列维纳斯这个“它者”以及他的伦理要求。当然，友爱也并没有共同的尺度，友爱永远都只是一个不可能的关系，原则上并没有友爱这回事，正如亚里士多德早已经说过的：“啊！亲爱的朋友，没有友爱这回事”！友爱是没有来源的，是一个非本源的关系，既无开始也无终结。在友爱中，我们不再能问“谁是它者”，友爱既不落在这一边，也不停在另一边，也不是对话关系，反倒一直是对话本身的打断，是“之间”（entre-temps）：“现在，那奠立第三类关系的，让它一直不被奠立，不再是接近——战斗的、服务的、本质的、知识的、或认知的，也不是孤寂——反倒是陌异在我们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