间，一个陌异也不足够去描述分离与距离”（IC:68）。最好把它说成“一个打断”，这打断是“陌异的陌异”，在人与人之间，“不再有上帝的指令，世界的调节或自然的维持”，这个之间的间隔与打断空间作为一个空的空间比纯粹的虚无还要更空，它即是无限的分离，但又作为关系把它自身提供在言说中（IC:68）。这友谊和友爱就是诗性与中性的，啊，友爱总是与死亡的友爱，“死”是我们隐秘的陪伴者。“死”仅仅发生在“括号”（parenthese）中。啊，让我们把“死”用括号括起来，即改写为（“死”）！ 
而朋友的死则摧毁了这个“之间”的“没有关系的关系”，似乎把这个“之间”封闭起来，如同一座坟墓（differance中的a在德希达的书写中也如同坟墓与金字塔）。在其间，死成为一切，遗忘将变得没有地平线：“但思想知道不可能记忆：没有了记忆，没有了思想，它已经在不可见的领域中战斗，而在那里一切都退回漠然之中。这是我们深深的哀伤。我们必须陪伴朋友进入遗忘之中”。布朗肖以奥尔弗斯去阴间寻回妻子欧律迪克为例显示了友谊或爱的不可公开（unavowable）性，以及友谊自身的撤离。也即是说，友谊恰好是“死”之不可能即伦理的条件，朋友之死及其遗忘却又是友谊的条件，不可公开与不可操作或不可工作的共同体显示了这中性的打断空间，（“死”）在这打断之处铭写，死被括号悬搁、悬置起来，这是对胡塞尔现象学的中性悬搁方法与古老怀疑主义的再发现与变更。 
这样，布朗肖就揭示了死之双重性（a double death）与两道斜坡：“或与死的两种关系，…… 死作为权能的最远点，作为我的最专己的可能性，但死也并不临近我，我从不能对它说是的，与它之间有本己的关系是不可能的……它的确只是临到无人”（SL:155）。我们其实并不能对这死作严肃的思考，思想只是在自欺。我们要做的只应该是进入il y a的匿名、破碎与夜间的含糊之中。如同奥尔弗斯的歌唱：一方面，奥尔弗斯走在黑暗阴间的道路上，在返回阳间的通道（pass-age）中，他的欲望使他回头去看他的妻子，他在黑夜中想使用白天的法则，但他注定要失败，陷入永恒的孤寂之中，他摧毁了作品（即欧律迪克本应该被带回，如同作品）——这样，他并没有生产作品，但他后来的歌唱（因其失败注定了他要去歌唱这失败）却又是所有作品的来源，或作为非本源的，使文学本源的叙述可能；另一方面，他进入黑暗之中，他回头看的或许并不是欧律迪克，或许是黑夜中的黑夜，是另一个黑夜，是本质的黑夜，是不可见本身，是死之死本身，没有可能性与没有终结的“死本身”，它是不可还原的不可见本身，他的看是回应那它者，但他又并不能接近她。没有黑暗，将没有这个故事与作品，有了黑暗，他又不能对她负责（为她带回生命），但让她归于黑暗或者说这个背离与牺牲本身又是不可避免与必然的，它正好让她者是她者。正因为如此，奥尔弗斯最后因为其歌唱而被一群妇女撕成碎片并被播散在大地上。这即是文学与死之双重的可能性与不可能性的互为条件，并在中性与破碎的书写中为（“死”）加括号，悬搁死与死之言说。死就变样为中性的。 
中性，在布朗肖看来，“如果它能叫中性的话，能够说成是撤离所撤离的，并且甚至撤离撤离的行为，并不显现任何消失的东西，一个不可还原为后效缺席的后效：中性，作为可见-不可见的分节，一直是平等的不平等……”[18]，中性既不是一，也不是异，似乎它总是处于回声的形式之中，中性总是不断地涂掉它所显现的，把涂掉本身作为显现。它总是处于含糊之中，如同“一个巨大的波浪，展开自身又折回自身于其下，铭刻又涂抹自身，并形成匿名的折腾翻滚着的节奏”[19]。中性的写作就是体现这一翻腾的力量，并进入这一力量的秘密中，这秘密总是秘密，并不被揭示，只是被折叠。 
而这个之间的步伐就是pas（step/stop）。如同德希达所说，pas是对无力的语词涂掉它自身的这表征的涂抹：“保持邻近一个人自身于自身的涂抹中，就是一直去标记，在自身的缺席中保留为残存物，就有不可能，死作为死之不可能还以死不宣称它自身为基础。残剩物之为没有涂抹的残剩物也不再抹去它自身，这里就有或许（借助机遇），这就是pas：在遗忘的名义下使用它，如同一个人不再思考它……；或命名它，又不命名它，使它消失在它的名字下”[20]。pas的步伐如同迷宫似的topology。 
为布朗肖在海德格尔与列维纳斯之间描绘出位置（topos），就打破了列维纳斯的“线性阅读”，正如保罗•戴维斯所显示的他们三人之间的关系[21]： 
——相对于“世界之夜的虚无”：存在论设定将来为思考与诗的对话，或相对于无与死之可能性（不可能的可能性）。 
——相对于Il y a（虚无的不可能性），艺术作品的无人称性，作为对话的不可能性，死之双重性，可能性与不可能性之间的步伐（pas）。 
——相对于它异性与它者，死之不可能性（可能性的不可能性） 
戴维斯认为列维纳斯借助中性超越海德格尔的本己之死是不可能的，因为布朗肖的中性显示出这个步子的不可能（stop）。 
布朗肖晚年也思考了“奥斯威辛”，但他把它当作灾异或灾变事件，中性意义上的灾异(disaster)还不是灾祸（catastrophe）。灾异与遗忘有关，它打开一个中性空间，作为“之间”在在场与缺席的外面。在灾异中，只有灾异如同解体的星际在警醒着，“但只是无人在警醒，警醒并不是在第一人称上保持警醒的权能，它根本不是权能，而只是无权能的无限的触摸……”（WD:51），“灾异是礼物，它给出灾异；它并不考虑存在还是非存在。”它只是拒绝与抵制一切现成之秩序。而在纳粹的劳动集中营中，所有的面容只导致对生产本身的否定，每个人已成为集体的匿名的脸，人甚至害怕自己的面容，集中营没有位置给面容。因此，不再有上帝的拯救，只有对这境况的忍耐：“双重的忍耐……可说的，不可说的忍耐”，只能拒绝这一境况，保持无限的警醒。 
    这忍耐显示了中性的被动性的疯狂的伦理：“忍耐彻底打开我，所有转向被动性的道路都是pas，是彻底的被动性。”它走着pas的步子，既超出（beyond）又不（not）。让事件不发生，让死不到来：“奥斯威辛发生时，一个人能保持与它的任何距离吗？如何可能去说，奥斯威辛已经发生了。”（WD：143）啊，又如何能说这件事就已经过去了？拯救者或上帝就已经来了？谁能说我们已经胜利了？ 
显然，布朗肖只是谈论这事件本身，如果海德格尔认为纳粹的行为太不本己，以致不足挂齿，列维纳斯则认为犹太人作为受难者是替代的责任人，布朗肖则更强调这件事本身的神秘与不可知、不可理解的一面。这件事无论对于犹太人还是西方人都是灾异，谁又能告诉我们纳粹是如何兴起的呢，审判是很困难的，或许并不是不可能的！那么，奥斯威辛是灾异的一个例子？最特异的例子，以致于已经是灾难了？如果是灾难，是创伤，它们仍然只是中性的吗？ 

7、德希达的涂抹：死之失足（Faux Pas）与哀悼 

德希达的思想在很多方面都深深打上了布朗肖的烙印，比如对“pas”与“sans ”的重写，在《海域》（Parage）的整本书都是对布朗肖的作品的解读中，尤其在第一篇《pas》中，在pas和vien（来）关系中，德希达播散了布朗肖作品中的pas一词，从副词到名词，到不可决断的单复数的多义性。 
要复述德希达对布朗肖的解读几乎是不可能的，他几乎把布朗肖文本中所有与pas有关的标题，段落和习语都作了解读，而且以对话体的书写形式表达出来，是对布朗肖文本写作的模拟，这对话还是在异性之间展开，有时声音根本无法辨认，同时，德希达的文本并不是文学写作，而是在对叙述本身的讨论中——叙述与引用，引用和重复，叙述本身与故事中