德希达书写死之绝境(3)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2-05
空间”:死之可能性与可通达(come to pass)
海德格尔的最初惊讶首先还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存在问题”,而是他对“es weltet”(世界着、世界发生着)这个无人称句的惊讶。早在1919年的演讲中,那些无人称句,诸如es gibt(予有着、有)、es gilt(有效着)、es wertet(价值着)已经在唤醒一种独特的音调了(GA 56/57:49.50.68)。这些无人称句中还并没有存在谓词,而是前谓词的,即在主客二分之前,指示事物在事件中的本源发生(Ereignis)。他认为哲学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源初的事实,回到这“无人称句”所指示的事实本身上,而这是元科学或哲学本身的任务,它迫使海德格尔超出胡塞尔的内意识现象学。
这源初事实被海德格尔规定为“实际性”(Faktizitaet),相对于我们的自我意识,实际性总是业已在先,业已造成与发生了的,还没有被反思态度去除或脱去体验(Entleben)。我们总是先在地被抛入其间,海德格尔有时用一种极其坚决但又十分暧昧地方式把我们(此在)这种被抛的或被“托付的实际状态”称作“它存在”(Dass es ist,SZ:135/166),这个Dass引导的也几乎又是一个无人称句。我们“被托付给”(Ueberantwortung)实际性也意味着我们要去进入与展开这种托付,去回应,回答(antworten)这种境况,也即肩负起对自身的责任(Verantworten),从这种实际性状态中超越出来。当海德格尔把这种责任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或“愿有良知”相关联时,个体此在的生存方式就形成了。
此外,海德格尔对实际性的发现,还离不开他对基督教尤其保罗书信与路德十字架神学的重新解释。基督徒必须从每天的日常沉沦状态中苏醒,殷勤等候基督的再次重临(parousia),才能形成一个爱的共同体。实际上,海德格尔已经在利用神学来对比观照实际性状态了,并因而在被抛与等候之间打开一个“空间”:对上帝临在(既来又未来,不可知的、不断被推迟的将来)与实际性或原罪的不断唤醒与涤除(早已发生的过去,过去的过去)之间正是存在问题与存在论差异所要展开的“拓扑学”、“地带”式的空间。以往的研究者一般对这个背景注视不够,也就对无人称句的暧昧与海氏思想潜在的神学压力感受不深,并影响了对“存在问题”的理解,也会影响对“死”的沉思。
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遗忘了存在本身,要么把存在当作一般存在者,本质性存在者(比如胡塞尔的范畴与本质直观所直观到的存在),要么当作最高存在者(比如神或上帝),成为存在论神学,总是使存在成为可见的、对象化的某物。另一方面,存在本身仍然显现于每一个存在者之中,存在本身并不能离开存在者,虽然并不等同于存在者。于是,为了避免把存在变成存在者,必须找到一“类”独特的存在者,即与一般存在者不同,又能体现存在,不让存在降格为存在者的存在,这就是“此在”(Dasein)。
此在将在前面“实际性与等候”所撑开的“空-间”内展开其自身的结构,此在并不是现成的主体、基体与实体,而是一直生存着、处于“在路上”的追问过程中,即总是“去存在”(Zu-Sein)的,这个“去”或“往”(向着、去往,即法语的à)指明了此在努力筹划的方向性特征,这在死之生存论筹划中转变为“向死而在”(Sein zu dem Tod)。此在同时展开着其本己性(eigentlichkeit)与向来我属性,把自身的存在意义(即烦的情调才让存在本身显现)显示出来。但是,此在的生存所建构的意义世界——此在的意义是时间性(Zeitlichkeit)——并不是存在本身,存在之为存在一般及其时间(Temporalitaet)还并没有显明。在这里,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相关:一方面,此在向着本已筹划其自身性时,既相关于存在,只有存在已被给予,只有已经进入存在理解,才有这种相关与筹划发生;另一方面,它与存在本身仍尚未相关,通过烦、畏(畏之无让世界本身的整体性被指引出来)的生存情态所显示的整体性还必须重新由此在的个体唯一与本真能在重新建构起来,正是在这种“不相关的相关”中,此在通过“向死而在”与“良知召唤”才与存在相关。
由“我的死”,海德格尔转入此在之“向死而在”的生存论分析。正如在“存在问题”的追问上,此在有着不同于其他存在者的优先性一样,就死亡问题而言,此在生存论上的“向死而在”也优先于对死之生物学、心理学、神正论与神学及历史学与传记学的研究,它们都预设(presupposition)了生存论分析,因为死是此在唯一拥有的独特的可能性。
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死的分析是为了解决此在世界整体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仅只是对当下上手与手前状态这些非此在性质的世内存在者进行分析是不充分的,关键在于揭示出此在是一种本真或本己的(eigentlichen)能整体存在。此在的存在由“先行于自身”和向己“超越自身”的存在组成,它总是先于其尚未是的东西之前进行筹划,而死是最后的尚未,只是通过这最后的尚未,此在才被界定为一个整体。
一方面,死是最后的尚未,它与悬欠、终结、整体性等完成方式外在地相区别;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对“死”(der Tod)作了内部的区分:生存论上的向死而在是本己之死(eigentlich sterben);它不同于一般有生命之物的的结束,这结束只是完结或死灭(Verenden),如动物的死;此外,此在同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有”生理上的死,一种之间现象(Zwischenphaenomen),被规定为亡故或死去(Ableben)。总之,“此在总不完结(Verenden),此在只是在死亡(sterben)之时,才能够亡故(Ableben)”(SZ:247/296-297)。
同时,海德格尔还把“死”与被抛联系起来:“此在作为被抛在世的存在向来已经委托给了它的死亡。作为向其死的存在者,此在实际上死着(stirbt faktisch),并且只要它没有达到亡故之际就始终死着”(SZ:260/310),这种“死着”当然只是“去死”而不是“死去”——啊,一个奇异的颠倒!只是向着“死”生存论地筹划其自身的可能性。“死”只是可能性,“死”本身或“死之为死”相对于“我”而言,并不显示(“死”比“存在本身”还要隐蔽?!),并不实现,作为可能性,死之永恒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我们不准备详细讨论海德格尔对死的分析,只是分析他的结论。“死”作为此在的经历乃是此在能够本真地领会它的最本己的(比所有其它本己的筹划——比如处身、言谈、畏,甚至比烦还最本己?)、无所关联[什么叫无所关联(unbezueglich)?死与我没有关系?死与我如果没有关系,我为何要“向其”(zu, à)筹划?],与不可转渡的[unueberholbare,不可获取与获得的,死不是礼物也是没有通道(passage)与摆渡的中介的,我超不过或过不到(pass)那边去,否则我就“死去”了],确知(gewisse,死难道竟是一种知识?死可以确定下来?)而作为其本身(als solche,死有本身或自身吗?)则不确定的(unbestimme,现在又是不确定与不可规定的了,这与确知不相冲突?)的可能性(这里,死仍是可能的,尽管又说出了与其相反的意味)(SZ:259/311)。
但接下来,啊,海德格尔的“死-句”(pass-passage)发出了惊人的噪音:向死而在——“这种可能性必须不被减弱的作为可能性被领会,作为可能性被培养,而且在对这种可能性的行为中作为可能性被忍受住”(SZ:261/313),这种对可能性的接近中,可能的东西的可能性只不过是更大了”——可能性的重音越来越强,强到什么地步呢——“死,作为可能性,不给此在任何‘可实现的东西’,不给此在任何此在本身作为现实的东西能够是的东西”——死与“存在”无涉,死将超越存在?甚至,“这种可能性就是生存本身作为不可能的可能性”(die Moeglich
海德格尔的最初惊讶首先还并不是通常人们所认为的“存在问题”,而是他对“es weltet”(世界着、世界发生着)这个无人称句的惊讶。早在1919年的演讲中,那些无人称句,诸如es gibt(予有着、有)、es gilt(有效着)、es wertet(价值着)已经在唤醒一种独特的音调了(GA 56/57:49.50.68)。这些无人称句中还并没有存在谓词,而是前谓词的,即在主客二分之前,指示事物在事件中的本源发生(Ereignis)。他认为哲学还从来没有面对过这源初的事实,回到这“无人称句”所指示的事实本身上,而这是元科学或哲学本身的任务,它迫使海德格尔超出胡塞尔的内意识现象学。
这源初事实被海德格尔规定为“实际性”(Faktizitaet),相对于我们的自我意识,实际性总是业已在先,业已造成与发生了的,还没有被反思态度去除或脱去体验(Entleben)。我们总是先在地被抛入其间,海德格尔有时用一种极其坚决但又十分暧昧地方式把我们(此在)这种被抛的或被“托付的实际状态”称作“它存在”(Dass es ist,SZ:135/166),这个Dass引导的也几乎又是一个无人称句。我们“被托付给”(Ueberantwortung)实际性也意味着我们要去进入与展开这种托付,去回应,回答(antworten)这种境况,也即肩负起对自身的责任(Verantworten),从这种实际性状态中超越出来。当海德格尔把这种责任与亚里士多德的存在论或“愿有良知”相关联时,个体此在的生存方式就形成了。
此外,海德格尔对实际性的发现,还离不开他对基督教尤其保罗书信与路德十字架神学的重新解释。基督徒必须从每天的日常沉沦状态中苏醒,殷勤等候基督的再次重临(parousia),才能形成一个爱的共同体。实际上,海德格尔已经在利用神学来对比观照实际性状态了,并因而在被抛与等候之间打开一个“空间”:对上帝临在(既来又未来,不可知的、不断被推迟的将来)与实际性或原罪的不断唤醒与涤除(早已发生的过去,过去的过去)之间正是存在问题与存在论差异所要展开的“拓扑学”、“地带”式的空间。以往的研究者一般对这个背景注视不够,也就对无人称句的暧昧与海氏思想潜在的神学压力感受不深,并影响了对“存在问题”的理解,也会影响对“死”的沉思。
一方面,海德格尔认为传统哲学遗忘了存在本身,要么把存在当作一般存在者,本质性存在者(比如胡塞尔的范畴与本质直观所直观到的存在),要么当作最高存在者(比如神或上帝),成为存在论神学,总是使存在成为可见的、对象化的某物。另一方面,存在本身仍然显现于每一个存在者之中,存在本身并不能离开存在者,虽然并不等同于存在者。于是,为了避免把存在变成存在者,必须找到一“类”独特的存在者,即与一般存在者不同,又能体现存在,不让存在降格为存在者的存在,这就是“此在”(Dasein)。
此在将在前面“实际性与等候”所撑开的“空-间”内展开其自身的结构,此在并不是现成的主体、基体与实体,而是一直生存着、处于“在路上”的追问过程中,即总是“去存在”(Zu-Sein)的,这个“去”或“往”(向着、去往,即法语的à)指明了此在努力筹划的方向性特征,这在死之生存论筹划中转变为“向死而在”(Sein zu dem Tod)。此在同时展开着其本己性(eigentlichkeit)与向来我属性,把自身的存在意义(即烦的情调才让存在本身显现)显示出来。但是,此在的生存所建构的意义世界——此在的意义是时间性(Zeitlichkeit)——并不是存在本身,存在之为存在一般及其时间(Temporalitaet)还并没有显明。在这里,出现了一种独特的相关:一方面,此在向着本已筹划其自身性时,既相关于存在,只有存在已被给予,只有已经进入存在理解,才有这种相关与筹划发生;另一方面,它与存在本身仍尚未相关,通过烦、畏(畏之无让世界本身的整体性被指引出来)的生存情态所显示的整体性还必须重新由此在的个体唯一与本真能在重新建构起来,正是在这种“不相关的相关”中,此在通过“向死而在”与“良知召唤”才与存在相关。
由“我的死”,海德格尔转入此在之“向死而在”的生存论分析。正如在“存在问题”的追问上,此在有着不同于其他存在者的优先性一样,就死亡问题而言,此在生存论上的“向死而在”也优先于对死之生物学、心理学、神正论与神学及历史学与传记学的研究,它们都预设(presupposition)了生存论分析,因为死是此在唯一拥有的独特的可能性。
在《存在与时间》中,对死的分析是为了解决此在世界整体的问题,要解决这个问题,仅只是对当下上手与手前状态这些非此在性质的世内存在者进行分析是不充分的,关键在于揭示出此在是一种本真或本己的(eigentlichen)能整体存在。此在的存在由“先行于自身”和向己“超越自身”的存在组成,它总是先于其尚未是的东西之前进行筹划,而死是最后的尚未,只是通过这最后的尚未,此在才被界定为一个整体。
一方面,死是最后的尚未,它与悬欠、终结、整体性等完成方式外在地相区别;另一方面,海德格尔又对“死”(der Tod)作了内部的区分:生存论上的向死而在是本己之死(eigentlich sterben);它不同于一般有生命之物的的结束,这结束只是完结或死灭(Verenden),如动物的死;此外,此在同任何有生命的东西一样“有”生理上的死,一种之间现象(Zwischenphaenomen),被规定为亡故或死去(Ableben)。总之,“此在总不完结(Verenden),此在只是在死亡(sterben)之时,才能够亡故(Ableben)”(SZ:247/296-297)。
同时,海德格尔还把“死”与被抛联系起来:“此在作为被抛在世的存在向来已经委托给了它的死亡。作为向其死的存在者,此在实际上死着(stirbt faktisch),并且只要它没有达到亡故之际就始终死着”(SZ:260/310),这种“死着”当然只是“去死”而不是“死去”——啊,一个奇异的颠倒!只是向着“死”生存论地筹划其自身的可能性。“死”只是可能性,“死”本身或“死之为死”相对于“我”而言,并不显示(“死”比“存在本身”还要隐蔽?!),并不实现,作为可能性,死之永恒的可能性高于现实性。
我们不准备详细讨论海德格尔对死的分析,只是分析他的结论。“死”作为此在的经历乃是此在能够本真地领会它的最本己的(比所有其它本己的筹划——比如处身、言谈、畏,甚至比烦还最本己?)、无所关联[什么叫无所关联(unbezueglich)?死与我没有关系?死与我如果没有关系,我为何要“向其”(zu, à)筹划?],与不可转渡的[unueberholbare,不可获取与获得的,死不是礼物也是没有通道(passage)与摆渡的中介的,我超不过或过不到(pass)那边去,否则我就“死去”了],确知(gewisse,死难道竟是一种知识?死可以确定下来?)而作为其本身(als solche,死有本身或自身吗?)则不确定的(unbestimme,现在又是不确定与不可规定的了,这与确知不相冲突?)的可能性(这里,死仍是可能的,尽管又说出了与其相反的意味)(SZ:259/311)。
但接下来,啊,海德格尔的“死-句”(pass-passage)发出了惊人的噪音:向死而在——“这种可能性必须不被减弱的作为可能性被领会,作为可能性被培养,而且在对这种可能性的行为中作为可能性被忍受住”(SZ:261/313),这种对可能性的接近中,可能的东西的可能性只不过是更大了”——可能性的重音越来越强,强到什么地步呢——“死,作为可能性,不给此在任何‘可实现的东西’,不给此在任何此在本身作为现实的东西能够是的东西”——死与“存在”无涉,死将超越存在?甚至,“这种可能性就是生存本身作为不可能的可能性”(die Moeglich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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