上述理论是对成熟市场中的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选择的理论阐述。在全流通市场中，大股东与中小股东所持有的股份具有相同流通权，证券发行的股票价格负效应对大股东与中小股东财富的影响是一致。由于信息不对称和财务危机成本的影响，好公司只会选择发行债券，中等公司只会选择发行可转换债券，差公司只会选择发行股票。然而，在股权分置的市场环境中，控股股东与中小股东所持有股份具有不同的流通权，或者说具有不同的定价机制，因此，上市公司的融资方式选择对两类股票的价值影响是不同的。我国上市公司股权高度集中的显著特征，决定了公司的融资选择决定于控股股东的利益，控制权利益显著影响公司的融资选择。
2.2 控制权利益最大化的可转换债券融资选择
在传统公司金融理论下，企业的融资选择是以公司现有股东财富最大化为目标。但近年来，关于控制权收益的研究为解释企业的融资行为提供了新的依据。现实研究结果表明，大股东对公司的控制权是有价值的，原因是公司控股股东能利用对公司的控制权获得控制权收益。大股东的控制权收益取决于两个方面:一是保持对公司的控制权，即保持在公司的主导地位，这是控制权收益的基础和前提;二是控制权价值，主要表现为大股东可以通过转移价格、关联交易等自利性行为谋取私有收益，它反应了控制权收益的大小。在本节笔者将讨论在什么样的条件下公司选择发行可转换债券进行融资。
2.2.1  控制权利益最大化的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选择理论
在本节讨论中，除了满足前文中Stein（1992）模型的假设条件外，还给出如下假设: 1)公司的融资选择是以控股股东控制权利益最大化为前提; 2)公司融资前的资产价值为M，新项目的净现值绝对值为N，且N>M; 3)市场中好、中、差三类公司的数量之比为m:r:n; 4)公司在时期t=2项目结束并取得两种可能的收益:I+N,  I-N。在t=0,三类公司价值分别为:好公司的价值:M+N+I ;中等公司的价值:M+N+I－2N（1－p）;差公司的价值:M+N+I-2N（1－p）－2 pzN。并假设公司在为投资项目筹集资金时，存在三种可选择的融资方式:债券、可转换债券和股票。所发行的可转换债券均为面值为F，在t=1时，赎回价格为K，并且满足: M+N+I <F<K<I。那么在控制权利益最大化的融资决策前提下，公司的融资决策存在如下命题:在公司面对财务危机的威胁时，控制权收益与财务危机成本之和大于控股股东的股权增值收益，即Yc +C >ω(N-M)时，市场中公司融资选择的分离均衡不是唯一的，而是由好公司的融资行为和三类公司的数量比例决定。
在Stein (1992)模型中，财务危机成本对公司的融资选择起决定作用。但在考虑了控制权收益的情况下，控制权收益的损失与财务危机成本对公司融资选择具有同样的影响。Stein(1992)模型指出，市场中存在唯一无代理成本的分离均衡，即好公司不会选择发行可转换债券和股票，中等公司也不会发行股票。但在有控制权收益且控制权收益随不同融资方式而变化的情况下，控股股东为追求自身控制权收益最大化，好公司有发行可转换债券和股票的动机，同样，中等公司也有随好公司发行股票的动机。这会使市场中的均衡状态有多种形式。
2.2.2 控制权利益最大化的公司可转换债券融资选择
在控制权利益最大化的前提下，市场中公司融资选择受好公司融资选择的影响。市场的分离均衡受好公司的融资选择和三类公司的数量比例影响。好公司发行可转换债券或股票，企业价值会因抑价发行而降低，控股股东的利益受到损失，外部投资者获得收益;同时，中等公司因以同样条件而溢价发行可转换债券或股票，控股股东从中获得收益，而外部投资者受到损失。显然，好公司的控股股东为追求自身利益最大化，而发行可转换债券和股票会加剧市场的波动和投机，这样影响投资者的信心，妨碍资本市场的完善和发展。然而，在我国上市公司的融资实践中，表现出明显偏向于股权融资(田晓东2001;黄少安、张岗2001;施东晖2002)，而与国外成熟市场中公司的融资顺序相反。其中最主要原因在于我国上市公司的股权分置所造成的上市公司存在较大的控制权收益  (吴晓求，2004)。我国上市公司的控股股东一般为非流通股股东(国有股或法人股)，非流通股东和流通股股东之间存在不同的定价方式，不同的股权转让定价方式使得控股股东通过股权融资获得更大的控制权收益。这种较大控制权收益的存在使公司具有显著的“股权再融资饥渴证”，自目追求公司净资产的增值而不关心股价波动，严重损害了流通股股东利益，阻碍我国证券市场的健康发展。综上分析，对于我国上市公司的可转换债券融资动机给出如下猜测性假设:上市公司在以直接的股权融资效果不理想的情况下，通过发行可转换债券实现延迟股票发行，间接获得股票融资，达到控股股东利益最大化。
2.3 可转换债券融资选择的其他因素分析
企业在进行融资选择时，其融资决策不仅要考虑控制权利益和财务危机成本的影响，同时还会受到监管当局关于融资监管政策、以及证券市场时机等因素的影响。特别地，在我国这样一个市场尚未成熟、处于转轨时期的新兴市场中，企业的融资行为受监管制度的影响也是显著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