网络：让传播者与选民“面对面”互动。在农村村委会选举中，一些地方特别是经济发达地区的村利用互联网络开展政治传播。浙江省绍兴县E村是全国首个电脑村，全村现有325户，997人，村民人均收入超过1万元。从1992年至今，村里投入3000余万元，建造村级公路，安装自来水、有线电视、电话等。早几年，E村为每户补贴3000元安装了家用电脑，上网费用每月只需负担40元，是有名的小康村。在这次村委会选举中，该村充分动用网络的优势，专门请人制作了换届选举网页，把选举时间、投票地点、投票程序、候选人要求等一一在网上予以发布。想跃跃欲试的竞选对象还请网页公司制作了个人网页，在村内的局域网上亮相，与选民“网上”相亲，成了选民心目中的“偶像”，网站的点击率直线上升，取得了良好的传播效果。
    心理学家认为，崇拜偶像只是一些人习惯了用一种对偶像夸张的认同方式来满足自身很多方面不可能的欲望。相对于真实偶像，网上竞选者自己设计的偶像自然要完美得多。无论是网上发布的竞选者的照片、施政的“纲领”都是精心准备精心制作，把E村的明天设计得一片灿烂，看了无不使人动心。在村委会选举中，一些竞选者也是选民偶像中的一种，他们吸饱了众多选民的视线，可谓出尽风头，受人敬仰。在政治传播各种途径中，相对传统的大众传播而言，网络是一个充满崭新特点、极具魅力的传播平台。首先，政府组织传播的领域进一步得到拓展。网络传媒四通八达，收集、处理、传播、沟通信息的威力无比，使政府组织提高了解、控制、处理选举中各项事务的能力，同时也将导致政府组织管理方式的巨大变化。其次，网络的发展丰富了竞选者和普通选民参与政治传播的手段和途径，使公民的政治参与权更直接更便捷地实现了。可以说，网络架起了政府组织与公众，竞选者与选民的桥梁，推动了传播者与选民的直接对话。借助于网络，竞选者可以在更大的空间里宣传自己、推销自己；对选民而言，反馈则易如反掌。伊妹儿、聊天室、论坛、公告板等即时表达意见。托夫勒认为，“先进的信息传播手段以及公民的教育水平，使公民直接参政有了可能。”“利用先进的计算机、人造卫星、电话、有线电视、投票技术以及其他工具，一个受教育的公民，在历史上第一次能够开始作出自己的许多政治决定。”[4]而网络作为新的政治传播手段较之传统传播手段无疑更具威力，网络使政治信息传播不受时空限制，使人们在感知与介入世界方面获得了前所未有的痛快淋漓的感觉，从而提高了公众参与政治及国家各项事务的兴趣，同时也必将给选民的思维模式和思想观念带来突变，使他们思考问题更加全面和广泛，思想将更加趋于多元。
    政治广告：农村选举的一道风景线。随着大众传媒的日益发达，广告作为现代社会的一种信息传播形式，在现代社会发挥的作用越来越大，越来越深入地卷入了政治领域，也越来越深刻地影响着政治生活和政治制度。传播学家麦克卢汉称，广告的作用与洗脑程序完全一致。传播学研究表明，政治广告是由传者（政府组织、政党、竞选人或各种政治团体）通过大众媒介，付费购买时间、空间、机会和篇幅，直接向受众传输符合传者意愿的政治讯息，以此影响其政治态度、信念或行为的传播过程。政治广告原先是在西方国家竞选总统里的一种普遍的政治传播手段。而当今这种政治传播手段已被引入中国农村的村委会选举中，成为当今基层民主进程中的一道亮丽风景线。
    前不久据媒体报道，江西上饶市信州区北门乡龙潭村，在村委会选举中，村民廖怀鑫请人制作了巨幅广告宣传板，在宽2米、高1米的展板上，贴着一幅廖怀鑫的个人照片，足足占了展版的三分之一，同时出动宣传车，请播音员录制竞选词，竞选村委会副主任。宣传车的喇叭里不停地反复播放着竞选词：“……龙潭村是生我养我的地方，我对这块土地有着深厚的感情，为家乡发展出力是我多年来的愿望。这次有机会竞选龙潭村委会副主任一职，并在第一轮“海选”中承蒙大家的厚爱，得到大家的认同，盼望各位大叔大婶、兄弟姐妹们在决选时继续投我一票……”这件事一时成为一个从上到下的全国性焦点话题。政治广告的表现形式有旗帜、标语、宣传单、小字报、招摇过市的宣传车等等，内容有向选民介绍自己的参选动机、有宣传自己的“施政纲领”，有作自我分析的，有攻击对手的等等，试图通过广告信息传播，争夺路人稍纵即逝的注意力。实践证明，政治广告在选举中起着相当大的作用。从某种程度上说，政治广告是利用或操纵人们潜意识的一种传播形式。
    散布谣言，加以恶名。口头传播是谣言最常见的方式，但从效果上看，大众传播的影响要广泛、深刻得多。国外有学者研究表明：只有对广大公众最重要和最不重要的消息才通过口头方式传播。比如大约有一半美国人是听别人口头传说而不是从传播媒介了解到肯尼迪总统遇刺的消息，而大多数不值得见报或者广播的地方新闻也是靠人们互相传递的。在农村村委会选举中，散布谣言，常常在集市、市场、庙会等人们聚集的场所。
    在中国，名声对一个人的重要性胜于实际的能力、才学、品性，如果一个人名声不好，即使其才高八斗、品质高洁，也还是无法正常地生存。正因为如此，在村委会选举中，有关生活作风的谣言最容易引起村民的兴趣，最容易广泛地流传，最容易捕风捉影无事生非，也最容易影响一个人的形象。一些稍有谋略的竞选者就会抓住谣言这一特点，精心设计谣言，狠命地攻击竞争对手。
    花车乐队：从人际传播到大众传播。竞选宣传车是村民委员会选举中，农业社会转入现代社会过程中的特殊现象，想利用人际传播的特征希望达到大众传播的效果。这辆别出心裁的宣传车不是推销商品的，而是推销人的。宁波市海曙区的基层选举中出现了花车乐队助选的现象。浩浩荡荡的彩车在选区内广泛游行，特别引人注目，一方面利用这种流动的传播工具争夺路人稍纵即逝的注意力，加深村民对候选人的记忆力，来推销候选人；另一方面也为媒体提供选举活动的报道机会。
    村妇领头雁的小群体传播。在离选举还有1个多月时间，笔者对发生在绍兴县G村妇女主任黄某的一个传播故事发生了浓厚兴趣。3月10日，村妇女主任黄某的办公室来了本村和附近村的一大批妇女（大约有二三十个），叽叽喳喳的，好不热闹。原来她们正在给一只只布鞋绣着五颜六色的珍珠。笔者正感到纳闷时，黄某对笔者说：“村里穷，妇女们没钱赚，我帮她们从外面拦了点活干。”而一位村妇告诉我：“黄某真好，替我们着想怎么赚钱，这样的干部哪里找，选举中我肯定少不了她一票。”早在上世纪四十年代，传播学者们对小群体传播如何影响政治态度进行了审慎的研究。研究表明，在小群体传播中，人们强烈地倾向于投票给他们所属基本群其他成员所投予的对象。“基本群”指的是有长期持续的、亲密的、面对面接触的（两个或更多人）群体。例如一个家庭、一个工作团体、一个队、组等等。通过这次活动，G村的妇女姐妹就是一个较亲密的“基本群”了。在这个群体中，无形之中，妇女主任黄某担当了传播者的角色，这其中她借助了“拦点活”、“赚点钱”这些非语言符号，表达了黄某的政治思想（为妇女姐妹着想，是妇女姐妹的贴心人），从而起到了劝服妇女，投她一票的传播效果。在这次村委会选举中，黄某在全村1440选民中得票1112票，当选村委委员，得票数名列第二。