政府职能和管理方式研究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是不可或缺的。政府应该做什么,如何做,这类话题已经越来越受到各个方面的重视,就如世界;(4)有效性并不是唯一追求目标,理想结果的取得必须以最小的代价获得。[34]政府治理工具的选择是复杂的,它涉及到各国历史背景,文化,制度等因素,任何一种工具的选择都是多种价值和标准权衡的结果,没有哪一个价值能够起决定作用。事实上,从一定意义上来讲,价值似乎也都遵循边际效用递减的规律,并且各种标准和价值之间可能存在冲突,正如文森特•奥斯特罗姆教授所言:“使一个价值最大化的努力会损害另一方面的价值,但两者的变化不是同等比例的。”[35]综合上述观点,评价政府治理工具的标准主要有:有效性、效率、公平、适应性、可管理性和政治合法性。
1.有效性
有效性是判断政府公共行动是否成功最为重要的标准,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社会效益。有效性表明一项公共行动达到了目的,虽然成本也将成为一个考虑的重要标准,但是有效性常常可以独立于成本,如果一项公共行动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即使所付成本很少,这项公共行动都没有任何意义。按照这项标准,最好的政府治理工具是能够解决公共问题的工具。
不过,判断政府治理工具是否有效,有时很难判断。一方面由于很多项目本身的目的性就非常模糊,我们无法通过具体指标来评价某项公共行动是否成功或失败。另一方面不同的工具适应不同的环境,不同工具有不同的制度基础,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某一工具有效或无效。
2.效率
有效性关注的是结果,效率关注的是成本。最有效率的政府治理工具是成本最少的工具。政府治理工具的成本不仅仅包括政府的直接成本,即政府运用工具完成公共行动的成本,还包括其行动对象为接受公共服务或管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例如管制,不仅包括政府管制委员会付出的成本,而且包括政府管制造成私营部门的成本(建议改为“管制对象因管制遭受而遭受的利益损失”)。虽然,政府一般不会将后一部分成本列入预算,但政策分析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成本,从而决定应该采用哪一种政策。科斯教授在其《社会成本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就是要考虑政府管制的社会成本。他认为外部效应是应该通过市场还是通过政府来解决主要是要考虑其总成本,而不仅仅是单方的成本。因此,我们在评价各种政府治理工具时也应该考虑政府治理工具在使用过程中所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通过社会成本的比较来权衡各种工具。
3.公平性
公平性包含三层含义,首先是个人的贡献与收益相等,这种平衡又称为财政平衡,其构成交换经济之基础的公平理念认为,谁从服务中获益,谁就应该承担该项服务的财政负担,谁获益较多,应该付出较多。这一含义的本质内容是,公共服务的收益与提供该服务的成本之间的财政平衡。其次是罗尔斯所说的要将基本权利平均分配给社会上所有个人,这样在全国范围内看来是比较公平的。最后一层含义是再分配,即将一些利益分配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这事实上也是政府之所以存在的道德原因。道德市场总会因为交易成本过高和正外部效应,而供给不足,因此政府作为替代选择,能够扩大供给从而给予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以服务。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最好的政府治理工具是那些能够满足公平要求的工具。例如社会保险可能会被认为是最好的政府治理工具,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所有个体的基本权利,其中当然也包括弱势群体的利益。
4.适应性
适应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诺斯通过对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的研究指明了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重大意义,从而修正了古典经济学。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基础设施的研究指出:“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那么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很可能遭到破坏。” [36]政府治理工具的适应性是指政府的治理工具不仅能够适应当时的环境,而且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那么最好的治理工具是最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工具。那些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工具,即使静态效率很高,也算不上好的治理工具。
5.可管理性
除了有效性,效率、公平和适应性之外,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管理问题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工具越是复杂,所涉及的参与者越多,管理的难度就越大。虽然有些工具在理论上向我们许诺会带来更大的利益,但是实践上往往却会因为管理方面的原因而使其失效。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有学者甚至把可执行性作为项目设计的第一标准。[37]如果按照这一标准,那么最好的政府治理工具是那些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操作工具。
6.合法性和政治可行性
工具的选择还会受政治可行性和公共行动的合法性的影响。一项政府治理工具即使效率很高,效果也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政治的支持,那么这项工具不可能被采用。这事实上又回到了公共行政之责任的问题。正如布鲁金斯研究所关于新公共管理的研究表明,新公共管理关注绩效,而不是财政和公平,关注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新公共管理与民主价值发生冲突,新公共管理如果要取得合法性必须重建其伦理和民主价值层面。[38]如果按照这一标准,那么最好的治理工具理论是最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治理工具。
(三)管理方式的选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到了一系列评价政府治理工具绩效指标,但是我们还需要针对不同的视角或者说价值判断对政府管理方式或者说治理工具进行选择。例如有人认为应该选择强制性程度较低的政府管理方式,那么他一般会选择契约外包,相反如果选择强制性程度较高的政府管理方式,一般就会选择管制。但是人们会有不同的价值偏好,根据不同的偏好就会选择不同的政府管理方式。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种政府管理方式或者说治理工具,我们对政府治理工具的分析不应该是建立在单一维度之下,而应该是建立在多视角之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认识各种政府治理工具的利弊得失。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政府治理工具,从而得出不同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从强制程度、直接程度、自治程度、可
1.有效性
有效性是判断政府公共行动是否成功最为重要的标准,也就是我们经常所说的社会效益。有效性表明一项公共行动达到了目的,虽然成本也将成为一个考虑的重要标准,但是有效性常常可以独立于成本,如果一项公共行动没有达到预定的目的,即使所付成本很少,这项公共行动都没有任何意义。按照这项标准,最好的政府治理工具是能够解决公共问题的工具。
不过,判断政府治理工具是否有效,有时很难判断。一方面由于很多项目本身的目的性就非常模糊,我们无法通过具体指标来评价某项公共行动是否成功或失败。另一方面不同的工具适应不同的环境,不同工具有不同的制度基础,我们不能简单地断定某一工具有效或无效。
2.效率
有效性关注的是结果,效率关注的是成本。最有效率的政府治理工具是成本最少的工具。政府治理工具的成本不仅仅包括政府的直接成本,即政府运用工具完成公共行动的成本,还包括其行动对象为接受公共服务或管制所需要付出的代价。
例如管制,不仅包括政府管制委员会付出的成本,而且包括政府管制造成私营部门的成本(建议改为“管制对象因管制遭受而遭受的利益损失”)。虽然,政府一般不会将后一部分成本列入预算,但政策分析应该综合考虑各方面的成本,从而决定应该采用哪一种政策。科斯教授在其《社会成本的问题》一文中提出的主要观点就是要考虑政府管制的社会成本。他认为外部效应是应该通过市场还是通过政府来解决主要是要考虑其总成本,而不仅仅是单方的成本。因此,我们在评价各种政府治理工具时也应该考虑政府治理工具在使用过程中所可能带来的社会成本,通过社会成本的比较来权衡各种工具。
3.公平性
公平性包含三层含义,首先是个人的贡献与收益相等,这种平衡又称为财政平衡,其构成交换经济之基础的公平理念认为,谁从服务中获益,谁就应该承担该项服务的财政负担,谁获益较多,应该付出较多。这一含义的本质内容是,公共服务的收益与提供该服务的成本之间的财政平衡。其次是罗尔斯所说的要将基本权利平均分配给社会上所有个人,这样在全国范围内看来是比较公平的。最后一层含义是再分配,即将一些利益分配给那些最需要的人。这事实上也是政府之所以存在的道德原因。道德市场总会因为交易成本过高和正外部效应,而供给不足,因此政府作为替代选择,能够扩大供给从而给予更多需要帮助的人以服务。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最好的政府治理工具是那些能够满足公平要求的工具。例如社会保险可能会被认为是最好的政府治理工具,因为它的目的就是为了保障所有个体的基本权利,其中当然也包括弱势群体的利益。
4.适应性
适应性在现代社会中具有越来越重要的地位,诺斯通过对适应性效率(adaptive efficiency)的研究指明了制度在经济生活中的重大意义,从而修正了古典经济学。奥斯特罗姆通过对基础设施的研究指出:“如果制度安排不能对变化的环境作出反应,那么基础设施的可持续性很可能遭到破坏。” [36]政府治理工具的适应性是指政府的治理工具不仅能够适应当时的环境,而且能够随着环境的变化而变化。
如果按照这一标准,那么最好的治理工具是最能够适应环境变化的工具。那些不能适应环境变化的工具,即使静态效率很高,也算不上好的治理工具。
5.可管理性
除了有效性,效率、公平和适应性之外,最近的研究表明在项目执行过程中管理问题逐渐变得越来越重要。工具越是复杂,所涉及的参与者越多,管理的难度就越大。虽然有些工具在理论上向我们许诺会带来更大的利益,但是实践上往往却会因为管理方面的原因而使其失效。正是基于这个原因,有学者甚至把可执行性作为项目设计的第一标准。[37]如果按照这一标准,那么最好的政府治理工具是那些最简单和最直接的操作工具。
6.合法性和政治可行性
工具的选择还会受政治可行性和公共行动的合法性的影响。一项政府治理工具即使效率很高,效果也很好,但是如果没有政治的支持,那么这项工具不可能被采用。这事实上又回到了公共行政之责任的问题。正如布鲁金斯研究所关于新公共管理的研究表明,新公共管理关注绩效,而不是财政和公平,关注结果,而不是过程。因此新公共管理与民主价值发生冲突,新公共管理如果要取得合法性必须重建其伦理和民主价值层面。[38]如果按照这一标准,那么最好的治理工具理论是最具有政治合法性的治理工具。
(三)管理方式的选择
通过以上的分析,我们已经得到了一系列评价政府治理工具绩效指标,但是我们还需要针对不同的视角或者说价值判断对政府管理方式或者说治理工具进行选择。例如有人认为应该选择强制性程度较低的政府管理方式,那么他一般会选择契约外包,相反如果选择强制性程度较高的政府管理方式,一般就会选择管制。但是人们会有不同的价值偏好,根据不同的偏好就会选择不同的政府管理方式。为了更好地了解各种政府管理方式或者说治理工具,我们对政府治理工具的分析不应该是建立在单一维度之下,而应该是建立在多视角之下,只有这样,才能更好认识各种政府治理工具的利弊得失。不同学者从不同视角分析政府治理工具,从而得出不同的政策建议。本文主要从强制程度、直接程度、自治程度、可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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