对民主的历史思索(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的“政治寡头铁律”的出笼，则标志著这种思潮发展到丁一个新的高峰。米歇尔斯是韦伯与帕累托的朋友，他认为他最伟大的贡献是发现了“政治寡头铁律”。他宣称这是“历史铁律中的一种，这一铁律是最民主的近代社会和这些社会中最先进的政党都没有能够逃避的”。构成铁律的基本因素是组织的成分。在近代社会中，没有任何运动不通过组织而能成功，而组织实际就是“政治寡头”的化名词。由于运动的扩大组织也相应膨胀，必然要委托一个内层官员和领袖担当起越来越多的职能，而普通成员则逐渐丧失了他们直接选举和控制官员的机遇。结果这些官员获得越来越大的权力和行动自由，可以获得意想不到的新利益和特权，于是他们拥抱自已的既得利益决不放手，而组织最初的宗旨完全被抛到一边去了。这在工人阶级政党和工会运动中表现得尤为明显。另一个重要因素则是群众的素质。米歇尔斯认为人类的大多数是迟钝、冷漠、有劣根性的，他们需要领导．甚至愿意舔压迫者的靴子，领袖们很容易利用这些特性来使自己继续当政。他们可以通过漂亮的讲演来煽动群众拥护自已的激情，也可以装作受迫害来博取群众的同情，还可贪天之功装作顶天立地的英雄来征服群众。由于这些因素在加强寡头政治的力量，社会改良运动的进程几乎变成一种讽刺。国家除了是一个少数集合的组织而外，绝不能是任何别的束西。改革家们可以为社会改良的崇高纲领而奋斗，但远在他们达到目的地以前，一切领导集团所共有的罪恶将袭击他们并把他们征服。于是，米歇尔斯得出了他的一个著名论断：社会主义者可能胜利，但社会主义绝不可能获得胜利，因为，社会主义“将在它的皈依者取得胜利的瞬间归于湮灭”。革命确实在发生，暴君也常被赶下台去，但新的专制又接踵而至。于是，理想主义者往往会失望，因为世界无情的运转似乎总在毁灭人类的梦想。寡头、精英、超人、先锋队，以及创造性的少数，在1914年前的欧洲政治分析中成为常用的术语，对暴力和强权的崇拜成为新的时尚。这的确有点奇怪，因为自法国大革命以来知识分子渴望的民主进程当时正在大部分西欧国家节节推进。当胜利的曙光初露时，知识分子反而表现出了前所未有的绝望心情，米歇尔斯的“政治寡头铁律”最集中地表达了这一点。
而当大战爆发，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后悔反对了民主，因为在战争结束期间，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摧毁了民主，并产生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政治制度。以至米歇尔斯在比较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选择民主制度，因为它是所有恶魔中邪恶最少的一个。”
对欧洲知识界对民主认识这一曲折历程的反恩，我们也许不难得到这样一些有益的启示：
①自由相对民主而言，属层次更高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获取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终日的。正因如此，在某些能保证人们社会与经济自由的国家与地区，尽管长时期没有民主，社会却照样可以发展得繁荣昌盛，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无民主有自由”的显著例子。
②自由，从个人享有的角度看，只要它不触及他人的利益，就是无限的，而民主却是有限的。这有两层含义：其一，只要个人参与了某种民主程序，他就得按秩序行事并遵守这种程序所做出的决定，换言之，他的自由受到了约束；其二、正因如此，对民主应该进人的领域必须进行限制。在一些完全和本来就属于个人的范畴的事，决不能让民主“侵犯”。例如，个人的隐私权，无论是通过专制还是“民主”的方式，都不得予以侵犯。
③民主不是一种绝对理想的制度，要避免民主的弊病，最重要的措施也许是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帮助大众“脱贫”，使他们不致用手中的民主权利去交换别的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民主是一种“富有”的产物而非贫困的结果。在贫穷的基础上，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往往是畸型和不能持久的。富裕不会自动产生民主制度，但它却经受得起实现民主的“折腾”，支付得起实现民主的代价。如果说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前者显然应置于更优先的地位。“穷折腾”误国误民，己为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④实现民主是一个与传统契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传统文化载体与新文化开创者两重身份的知识分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代表人物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导向某种程度上决定著民主进程的命运。民主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精英”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民众”思想。
西方知识分子百年前对民主的这一场曲折的认识，反映出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两难处境：那就是他们既不愿放弃对作为一种理想的民主的追求，又不愿放弈自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精英的责任：即要教化民众、领导民众、使民众按照自己设计的理想道路前进，而不是真正心甘情愿地跟在群众后面，按大多数人的表决行事。这两种角色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当一些知识分子不能扮演好的民主斗士的角色时，往往会很容易地转变为暴君和寡头的拥护者。面对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央大国，对于一向具有深沉的历史与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如何摆脱这种双重角色的困境，决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难题。
【注释】①Edmund Burke：works （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65）Vol．III，pp．274-276．②Ibid，pp．345-347．③Raymond Williams：Culture&Society：1780一1950（New York，1983）pp．810．④RolandN．Stromberg：European IntelIectual History Sincel789（New York．1968）p．17．⑤特引自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杜1988年版，第237页，第248页。⑥Stephen Priest：the British Empiricists（Great Britain，1990）pp.194195．⑦穆勒：《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5页。⑧同上书，第60页。⑨陈晓律，邵建东：《德国新史》，香港开明书店1991年版，第70页。⑩Roland N．Stromberg，Ibid，P．152．《》《尼采全集》第一卷，第442页，转引自周国平《尼未：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页。⑾参阅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参阅：OttO Stammer ：MArx weber Sociology Today（New York，1972）Part II，Marx Weber and Power Politics．⑿爱．参．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2-75页。⒀同上书，第83页。⒁Roland N．Stromberg，lbid，pp．189-190．
而当大战爆发，在战争中生存下来的知识分子又后悔反对了民主，因为在战争结束期间，政治的革命和反革命同时摧毁了民主，并产生了更加令人恐怖的政治制度。以至米歇尔斯在比较了所有的政治制度后，也不得不承认，“我们应该选择民主制度，因为它是所有恶魔中邪恶最少的一个。”
对欧洲知识界对民主认识这一曲折历程的反恩，我们也许不难得到这样一些有益的启示：
①自由相对民主而言，属层次更高的范畴。从这种意义上讲，民主是一种获取自由的手段，自由才是最终日的。正因如此，在某些能保证人们社会与经济自由的国家与地区，尽管长时期没有民主，社会却照样可以发展得繁荣昌盛，香港就是这样一个“无民主有自由”的显著例子。
②自由，从个人享有的角度看，只要它不触及他人的利益，就是无限的，而民主却是有限的。这有两层含义：其一，只要个人参与了某种民主程序，他就得按秩序行事并遵守这种程序所做出的决定，换言之，他的自由受到了约束；其二、正因如此，对民主应该进人的领域必须进行限制。在一些完全和本来就属于个人的范畴的事，决不能让民主“侵犯”。例如，个人的隐私权，无论是通过专制还是“民主”的方式，都不得予以侵犯。
③民主不是一种绝对理想的制度，要避免民主的弊病，最重要的措施也许是从精神和物质两方面帮助大众“脱贫”，使他们不致用手中的民主权利去交换别的什么东西。从这个角度上讲，民主是一种“富有”的产物而非贫困的结果。在贫穷的基础上，即使建立了民主制度，也往往是畸型和不能持久的。富裕不会自动产生民主制度，但它却经受得起实现民主的“折腾”，支付得起实现民主的代价。如果说经济发展与政治民主是实现现代化不可避免的过程，那么，前者显然应置于更优先的地位。“穷折腾”误国误民，己为中国1949年以来的历史所证明。
④实现民主是一个与传统契合的过程。在这一过程中，具有传统文化载体与新文化开创者两重身份的知识分子起着至关重要的作用。其代表人物的价值观念和理论导向某种程度上决定著民主进程的命运。民主从本质上讲，仍然是一种“精英”的思想，而不是真正的“民众”思想。
西方知识分子百年前对民主的这一场曲折的认识，反映出知识分子自身的一种两难处境：那就是他们既不愿放弃对作为一种理想的民主的追求，又不愿放弈自己作为一种社会文化精英的责任：即要教化民众、领导民众、使民众按照自己设计的理想道路前进，而不是真正心甘情愿地跟在群众后面，按大多数人的表决行事。这两种角色常常是相互矛盾的。因此，历史上不乏这样的例子，当一些知识分子不能扮演好的民主斗士的角色时，往往会很容易地转变为暴君和寡头的拥护者。面对具有几千年封建专制传统的中央大国，对于一向具有深沉的历史与社会责任感的中国知识分子而言，如何摆脱这种双重角色的困境，决不是一个容易解决的难题。
【注释】①Edmund Burke：works （Boston：Little，Brown and Company：1865）Vol．III，pp．274-276．②Ibid，pp．345-347．③Raymond Williams：Culture&Society：1780一1950（New York，1983）pp．810．④RolandN．Stromberg：European IntelIectual History Sincel789（New York．1968）p．17．⑤特引自雷蒙．阿隆《社会学主要思潮》，上海译文出版杜1988年版，第237页，第248页。⑥Stephen Priest：the British Empiricists（Great Britain，1990）pp.194195．⑦穆勒：《论自由》，商务印书馆1959年版，第65页。⑧同上书，第60页。⑨陈晓律，邵建东：《德国新史》，香港开明书店1991年版，第70页。⑩Roland N．Stromberg，Ibid，P．152．《》《尼采全集》第一卷，第442页，转引自周国平《尼未：在世纪的转折点上》，上海人民出版社1986年版，第215页。⑾参阅列宁《国家与革命》，《列宁选集》第三卷。《参阅：OttO Stammer ：MArx weber Sociology Today（New York，1972）Part II，Marx Weber and Power Politics．⑿爱．参．伯恩斯《当代世界政治理论》，商务印书馆1983年版，第72-75页。⒀同上书，第83页。⒁Roland N．Stromberg，lbid，pp．189-190．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