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文关键词]党的建设  增强  忧患意识

　　[论文摘要]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问题上，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矛盾，都告诫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现阶段党员干部应当具有的忧患意识是多种多样的，但从领导干部的职责使命和现阶段党的历史任务来看，党员干部应当具有下面几种忧患意识，即：使命意识、执政意识、忧党意识、忧国意识、忧民意识、忧己意识。

　　在中国共产党成立88年、执政6O年、领导改革开放30年这样一个特殊时期、特殊形势下召开的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审议通过了《中共中央关于加强和改进新形势下党的建设若干重大问题的决定》(以下简称《决定》)，笔者理解，《决定》的字里行间充满了忧患意识、责任意识和使命意识。《决定》指出，世情、国情、党情的深刻变化对党的建设提出了新的要求，党面临的执政考验、改革开放考验、市场经济考验、外部环境考验是长期的、复杂的、严峻的，落实党要管党、从严治党的任务比过去任何时候都更为繁重和紧迫。这就是为什么要增强居安思危的忧患意识。中国共产党对全体党员提出这样的要求，既寄予殷切的希望，也隐含着高度的政治警觉，表明了我们党理智清醒的头脑。

　　党的十七届四中全会提出必须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具有深远意义。它关系党的命运，而党的命运决定着民族的兴衰、国家的强弱和人民的福祸。

　　一、中国传统文化中的忧患意识

　　具有强烈的忧患意识是我国传统文化的特色之一。从先秦特别是春秋战国时期的文化典籍可以看到，当时“百家争鸣”中的各个学派几乎都有自己的忧乐观。例如孔子这样表述：“德之不修，学之不讲，闻义不能徙，不善不能改，是吾忧也。”(《论语·学而》)与“忧”相对的是“乐”。孔子说：“学而时习之，不亦说乎?有朋自远方来，不亦乐乎?人不知而不愠，不亦君子乎?”(《论语·学而》)他夸赞自己的学生颜回：颜回身居陋巷，生活艰苦，在“人不堪其忧”的状况下能够“不改其乐”(《论语·雍也》)，实在是贤明的君子!孔子说自己“发愤忘食，乐以忘忧，不知老之将至”(《论语·学而》)。这些论述发人深省，奠定了中国古代人文精神的理论基础。到战国时代中期，儒家思想发展到孟子的时候，“忧”与“乐”逐渐具有了理论形态，成为儒家人生哲学的主要内容。它超越了个人道德情操的范围，带有理论的抽象性和普遍性。因此，所谓忧患意识便成为人生价值观的简洁表述。孟子从历史中举出若干有成就的人，说明他们都是从忧患和痛苦中磨炼出来的。孟子将这些道理提到人生哲学的高度加以总结，写出了自古以来中国人都熟知的一句名言：“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孟子·告子下》)，这是多么深刻的人生哲理!我国古代哲学中辩证观有高的成就，春秋战国时期许多学派在此领域内都有独特的贡献。例如，道家学派的创始者老子，在《老子》一书中对事物相反相成的道理作了深刻的论述。他的重要哲学命题是：“反者道之动，弱者道之用。…‘反” 即向相反的方面变化。当事物发展到极点时，它不可避免地会向相反的方向转化。老子认为“反”才是事物变化的总规律，人们几乎是无法加以抗拒的。因此，“物极必反”成为中国古代人们熟知的名言。《易传》一书系统地从自然到社会论述了“有对”之学的许多方面。例如强调“变革”的重要性，即人们要顺应事物的变化趋势，自觉地进行变革。《易传》有句名言：“天地革而四时成，汤武革命，顺乎天而应乎人，革之时大矣哉。”“革命”一词即出自这里，《易传》提醒人们安而不忘危，存而不忘亡，治而不忘乱。很明显，中国历史文化中的忧患意识是古代朴素辩证观在政治思想领域内的表现。换言之，古代的安危观实际上是忧患意识的另一种表述，其意义是相通的，受到忧国忧民的政治家、思想家、文学家、军事家的重视。

　　在中国历史上忧患意识影响深远。由于它不是个人一时的感言，也不是政事上的临时措施，而是根植于辩证观的政治哲学，因而才有了强大的生命力。秦一统天下，建立了多民族的统一国家。从这个时候起，忧患意识逐渐成为古代爱国主义的重要内容，就是说，人们的忧患意识总是与国家的兴衰治乱联系在一起。西汉时期，从更大范围而立论的“国格”观念应运而生。人们将“国格”作为衡量人的品德、操行、功业、学问的标准。例如史学家司马迁将“国”摆在首位，称赞“先国家之急，而后私仇”的观点。到了宋代，“忧患”直指“天下”。北宋时期著名政治家、学者范仲淹在所写名文《岳阳楼记》中，将此前的忧患意识提到了一个新高度，发出了“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的呼唤。这是多么宽广的胸怀!宋代文学家欧阳修在为范仲淹写的碑铭中，称赞范氏少年时就有大志，不论他身处何种环境，也不论别人对他如何评论，都不能动摇他的志向。他始终心怀天下，以“士当先天下之忧而忧，后天下之乐而乐”自勉自励。这种以天下为己任的精神境界才是古代忧患意识的真谛所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