在中国封建社会末期，一些有远见的思想家在抒发其忧患情怀时，视野更加开阔，并且提出了进行社会改革的迫切要求。例如，历经明末清初巨变的思想家黄宗羲，于清康熙二年(1667年)写出了划时代的著作《明夷待访录》，对封建专制制度进行了深刻剖析。忧患意识促使有远见的思想家将希望寄托于未来。思想家龚自珍的诗文洋溢着浓重的忧患气息，他的名句“我劝天公重抖擞，不拘一格降人才”，反映了他对新时代的憧憬和召唤。20世纪初，忧患意识成为民主革命先驱者反对外国侵略和期望改变国体的一种思想资料。民主革命先驱者们的忧国忧民情怀、强烈的社会责任感、不屈不挠的奋斗精神，和古代忧患意识一脉相承，同时也增加了时代需要的新内容。

　　由此可以看出，忧患意识之所以成为中国思想文化的优秀遗产，就在于它并不是悲观主义和厌世主义，而是蕴涵着崇高的社会责任感和使命感，其精神是积极有为的，起着振聋发聩的作用。这种忧患意识提醒人们：无论在任何情况下，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人们都应当保持清醒的头脑，居安思危，不骄不躁，使正义的事业立于不败之地。从这个主流来看，历史上的忧患意识仍然值得人们借鉴和研究。

　　二、党的中央领导集体面对复杂的形势怀有强烈的忧患意识

　　保持强烈的忧患意识，是由我们党的宗旨和性质所决定的。从本质上来说，我们党和国家政权的性质，我们党所承担的历史使命，决定了我们党有资格在中国长期执政。我们也有充分的理由相信我们的国家和社会能够长治久安。但是，究竟能否做到这一点，除了客观的规律和条件外，在相当程度上，还要靠我们自己的努力。事物总是在发展变化的。矛盾双方的地位在一定条件下可以发生转换。今天一路顺风，明天可能逆水行舟。无产阶级政党夺取政权不容易，执掌好政权尤其是长期执掌好政权更不容易。党正在领导人民实现的是前所未有的伟大事业，在这条道路上，没有现成的经验可用，要经历难以想象的困难和风险。增强忧患意识就是要对风险和困难高度关注，在任何时候、任何条件下都要保持头脑高度清醒，在思想上高度重视，在实践中高度警觉，才能保证立于不败之地。

　　毛泽东、邓小平、江泽民、胡锦涛面对复杂的国内外形势，在事关国家前途、民族命运问题上，在不同时期，面对不同的矛盾，都告诫我们要有强烈的忧患意识，都以中华民族的前途和命运为忧患的出发点，都以执政党的执政能力为忧患对象，都以防范执政风险为忧患重点。

　　毛泽东忧党的执政地位能不能巩固。早在延安时期，他就要求全党同志特别是高级干部要学习《甲申三百年祭》，表示我们不当李白成的决心。明末农民领袖李白成率军一举推翻统治达276年之久的明王朝，然而农民军将领进城后骄傲自满，丧失民心，仅一个多月就被入关的清兵赶出北京城。郭沫若针对这一教训写出名篇《甲申三百年祭》，受到毛泽东的高度重视，告诫全党以史为鉴。新中国成立前夕，毛泽东要求全党牢记“两个务必”，防止“糖衣炮弹”的攻击。毛泽东把执掌全国政权比做“进京赶考”，从整顿作风和提高本领两个方面提出了加强执政能力建设的要求。

　　邓小平忧党内思想僵化，跟不上形势发展的需要。邓小平反复强调，中国的事情能不能办好，社会主义和改革开放能不能坚持，国家能不能长治久安，关键在人，关键在党。邓小平曾经对党内的思想僵化状况表示过极大的忧虑。他认为，错误的认识和落后的观念是改革最大的障碍，面对党内一度存在的思想僵化、一些干部素质不高和新时期腐败现象蔓延问题，他指出，“一个党，一个国家，一个民族，如果一切从本本出发，思想僵化，迷信盛行，那它就不能前进，它的生机就停止了，就要亡党亡国”。邓小平晚年曾经语重心长地说过，现在看来解决发展起来的问题不比不发展时的问题小。

　　江泽民忧党的建设方向发生失误，忧党风不正，忧我国科技落后。他把深人研究共产党执政规律，巩固党的执政地位提到战略的高度来认识，在中纪委第八次全会上的讲话中引用孟子“生于忧患而死于安乐”和欧阳修“忧劳可以兴国，逸豫可以亡身”的名言警示全党，一定要保持清醒的头脑，抵御风险，战胜困难。在庆祝我们党建党80周年大会上的讲话中，要求“全党同志要居安思危，增强忧患意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