民主如何界定了国民之间的分工合作关系(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且以后发效应为主。上述情况在英国20世纪的六、七十年代就发生过，当然，不是从公司利润中拿一半，而是通过累进税等方式，以使社会的再分配法案倾向于工人。由于这种分配法案对工人的利益反而不利，所以工人们转而认为这一方案并不符合自己的利益，结果很多工人在20世纪80年代都没有投工党的票，而是投了保守党的票。资本家的收益又得以提高，投资和决策管理的积极性得以上升，工人们的收益也获得提高，从而是双赢的结果。
在一种特定社会博弈状态下，其均衡点只有一个，当博弈各方都倾向于这个点时，博弈各方所选择的方案就会趋于一致。当一个社会的互利性越来越强，人们对均衡点看得越来越清楚，各种政纲就会越趋于相同。在英美这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人们看到保守党与工党、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纲就在逐步缩小距离，这表现在关于政府的规模和职能、劳资关系、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这就好比一对夫妻，刚结婚时，在收入安排、作息时间、接待朋友、外出旅游、扶养孩子等等方面，会有很多争执，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博弈和较量；但只要双方在总体上觉得谁也离不开谁，在总体上觉得在一起生活比分开好，他们就会在博弈一段时间后，在正反两方面婚姻生活的实践和体验中，逐渐达成均衡。以前妻子对丈夫周六出去下棋而不能陪自己是深恶痛绝的，后来就心理平衡了，丈夫也因为妻子通情达理而在其他方面给妻子补偿。妻子会进而允许丈夫在周六把棋友请回家来下棋，自己和同伴出去逛街。但如果达成了这个均衡点，不到万不得已，双方都不要去改变它、破坏它，否则又会有一段时间双方都不得安生。
因此，每个人为了自己意愿的满足，就必须考虑对方意愿的满足程度，因为那是自己意愿满足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可是如果多考虑了对方意愿，自己的意愿又会直接受影响。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平衡关系中把握住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是对每个现代人的最大考验。一个人要想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就必须经受这样的考验，在这种考验中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观念，深切意识到自己和他人利益的一致性、相互需要性。
不排除这种情况：在一个民主社会体中，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少数，他们在各个方面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打压；在美国历史上，黑人、印第安人、西班牙裔人、亚洲人、残疾人、同性恋者，等等，都曾经是、乃至现在还是这样的少数群体。然而，在这一两百年中，美国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慢慢体察到，凭借人多就一昧欺负这些少数群体其实对自己弊大于利。剥夺黑人的一系列政治权利固然痛快，但会收获一大堆来自黑人的社会矛盾、冲突、低建设行为；对农民实施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固然很爽，但却要消受来自农民兄弟的无数消极反弹。所以他们越来越承认这些少数群体的利益诉求，比如1964年通过公民权力法案，专门保障少数族裔的权益；1968年国会通过印第安人权力法案，赋予印地安人一系列平等权利；同性恋者的权益也在不断提高，现在已经有一些地区赋予了他们结婚的权利。民主不等于平等，民主也不等于促进少数一方的利益；可是，民主、平等、促进少数群体权益，是生长在互利性现实利益关系这同一块土壤上的三棵大树，她们三者之间有天然的亲缘关系。
波宁哥在《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与挑战》中这样分析拉美的情况：虽然拉丁美洲的民主发展面临很多挑战，有着发生社会混乱和威权回潮的可能，但整体来讲不可能使民主断裂。对民主本身和立基于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的共识，已经变得足够坚强，以抵抗可预见的未来的社会不安。意识形态的趋同过程，是造就民主新生力量的主要原因。底线是，选举的失败不再使失败者觉得：他们的基本价值和利益将受到最后胜利者的政策所威胁（Beoninger,1997）。
波宁哥的意思是：城乡双方、劳资双方、白人黑人双方、男女双方，不会因为另一方通过民主程序获胜，而使己方利益严重受损。每一组关系的双方，都已十分明白双方的利益休戚相关，都十分明白：一些规范对于双方利益的共同提高是必要的、不能改变的。
所以，由于民主是互利性国民达成共识的程序，这种互利性使得国民间形同手足，所以民主的总体目的，只能是促进每个国民的利益，这也是它的总体效应所在。
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说过“牵脚比赛”效应，它和互利性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一个社会体中的各群体生产生活水平差距很大，那么他们之间就不可能有很强的互利性，就像我国如果城乡差别很大，对城乡双方的发展都不利；如果各群体都想从与其他群体的互利性中获利，就要有意识地缩小各群体间的差距，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所以中国城市居民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去提高农民兄弟的生产生活水平。这样，“牵脚比赛”效应意味着：城乡差距、高收入和低收入者的差距、男女差距、地区差距，都不能很大，它和互利性是正相关关系，而互利性又和民主是正相关关系。
当一个社会体的所有成员们都看清了他们间的关系，是以互利性为主导的，他们就会在进行民主决策时，既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考虑他人的利益。戴蒙都罗斯在《南欧第三次民主浪潮的成功历程》中说：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例，普世的价值、态度、行为实践的盛行，反应了对世界和社会变迁持开放和共赢的观念，这些观念植根于以利益与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条件，它们维系了一种文化，即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持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安排和解决方式：对于政治采取节制、调和的态度；以及对于个体与群体的日常实践、战术和策略，采用协调、对话和妥协的逻辑。他的这番话当然不只是反映了南欧的情况，而是民主一般的情况。处在民主关系之中的人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对反对派和异议的宽容，对共同参与政治的人的信任，灵活性、节制、礼貌。牵脚比赛的双方固然要决定谁先跨出一步，但必须都要考虑各自的意愿和利益。没有上述心态，就不能发展出和别人的民主关系，就不能享受和他人合作带来的好处（Diamondouros,1997）。
戴蒙德指出民主政治有三个悖论（Diamond,1996），第一个就是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紧张。民主是一种为权力竞争设计的制度，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看看克里和小布什的竞争、连战和陈水扁的冲突，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能翻出来，什么乱七八糟的手段都能使出来。这样就有一种危险，社会会变得紧张，会矛盾激化，会动荡不安，会使所有成员都付出代价。所以戴蒙德说：民主需要冲突，但不能太多；竞争是必要的，但必须在严格限定和一致接受的范围内。分歧必须通过认同来节制。
战争是一种竞争，球赛也是一种竞争。战争双方基本没有共同利益，所以双方会无所不用其极；球赛双方则有很强的共同利益，各支球队共同努力，使比赛激烈精采，把球市越做越大，这样每个球员的收入都可以提高；这就需要规则，在规则的基础之上竞争。当然，有了规则，就会有胜方负方，胜方收入多负方收入少；但没有规则，双方的收入都会严重下降。
民主决不是战争双方的规则，她相当于球赛双方的规则。
在一种特定社会博弈状态下，其均衡点只有一个，当博弈各方都倾向于这个点时，博弈各方所选择的方案就会趋于一致。当一个社会的互利性越来越强，人们对均衡点看得越来越清楚，各种政纲就会越趋于相同。在英美这两百多年的历史中，人们看到保守党与工党、共和党与民主党的政纲就在逐步缩小距离，这表现在关于政府的规模和职能、劳资关系、社会保障、环境保护等各个方面。这就好比一对夫妻，刚结婚时，在收入安排、作息时间、接待朋友、外出旅游、扶养孩子等等方面，会有很多争执，会经历一段时间的博弈和较量；但只要双方在总体上觉得谁也离不开谁，在总体上觉得在一起生活比分开好，他们就会在博弈一段时间后，在正反两方面婚姻生活的实践和体验中，逐渐达成均衡。以前妻子对丈夫周六出去下棋而不能陪自己是深恶痛绝的，后来就心理平衡了，丈夫也因为妻子通情达理而在其他方面给妻子补偿。妻子会进而允许丈夫在周六把棋友请回家来下棋，自己和同伴出去逛街。但如果达成了这个均衡点，不到万不得已，双方都不要去改变它、破坏它，否则又会有一段时间双方都不得安生。
因此，每个人为了自己意愿的满足，就必须考虑对方意愿的满足程度，因为那是自己意愿满足的至关重要的条件；可是如果多考虑了对方意愿，自己的意愿又会直接受影响。如何在这种复杂的平衡关系中把握住自己的最大利益？这是对每个现代人的最大考验。一个人要想享受到现代文明的成果，就必须经受这样的考验，在这种考验中更新自己的思维方式和社会观念，深切意识到自己和他人利益的一致性、相互需要性。
不排除这种情况：在一个民主社会体中，有一个相对固定的少数，他们在各个方面受到社会其他成员的打压；在美国历史上，黑人、印第安人、西班牙裔人、亚洲人、残疾人、同性恋者，等等，都曾经是、乃至现在还是这样的少数群体。然而，在这一两百年中，美国人在社会生活实践中慢慢体察到，凭借人多就一昧欺负这些少数群体其实对自己弊大于利。剥夺黑人的一系列政治权利固然痛快，但会收获一大堆来自黑人的社会矛盾、冲突、低建设行为；对农民实施一系列歧视性政策固然很爽，但却要消受来自农民兄弟的无数消极反弹。所以他们越来越承认这些少数群体的利益诉求，比如1964年通过公民权力法案，专门保障少数族裔的权益；1968年国会通过印第安人权力法案，赋予印地安人一系列平等权利；同性恋者的权益也在不断提高，现在已经有一些地区赋予了他们结婚的权利。民主不等于平等，民主也不等于促进少数一方的利益；可是，民主、平等、促进少数群体权益，是生长在互利性现实利益关系这同一块土壤上的三棵大树，她们三者之间有天然的亲缘关系。
波宁哥在《拉丁美洲民主的前景与挑战》中这样分析拉美的情况：虽然拉丁美洲的民主发展面临很多挑战，有着发生社会混乱和威权回潮的可能，但整体来讲不可能使民主断裂。对民主本身和立基于私有财产的市场经济的共识，已经变得足够坚强，以抵抗可预见的未来的社会不安。意识形态的趋同过程，是造就民主新生力量的主要原因。底线是，选举的失败不再使失败者觉得：他们的基本价值和利益将受到最后胜利者的政策所威胁（Beoninger,1997）。
波宁哥的意思是：城乡双方、劳资双方、白人黑人双方、男女双方，不会因为另一方通过民主程序获胜，而使己方利益严重受损。每一组关系的双方，都已十分明白双方的利益休戚相关，都十分明白：一些规范对于双方利益的共同提高是必要的、不能改变的。
所以，由于民主是互利性国民达成共识的程序，这种互利性使得国民间形同手足，所以民主的总体目的，只能是促进每个国民的利益，这也是它的总体效应所在。
我们在第一篇文章中说过“牵脚比赛”效应，它和互利性是一对孪生兄弟。如果一个社会体中的各群体生产生活水平差距很大，那么他们之间就不可能有很强的互利性，就像我国如果城乡差别很大，对城乡双方的发展都不利；如果各群体都想从与其他群体的互利性中获利，就要有意识地缩小各群体间的差距，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所以中国城市居民即使是为了自己的利益，也要去提高农民兄弟的生产生活水平。这样，“牵脚比赛”效应意味着：城乡差距、高收入和低收入者的差距、男女差距、地区差距，都不能很大，它和互利性是正相关关系，而互利性又和民主是正相关关系。
当一个社会体的所有成员们都看清了他们间的关系，是以互利性为主导的，他们就会在进行民主决策时，既考虑自己的利益，也考虑他人的利益。戴蒙都罗斯在《南欧第三次民主浪潮的成功历程》中说：以西班牙和葡萄牙为例，普世的价值、态度、行为实践的盛行，反应了对世界和社会变迁持开放和共赢的观念，这些观念植根于以利益与市场为导向的现代条件，它们维系了一种文化，即对于社会和政治问题持包容性而非排他性的安排和解决方式：对于政治采取节制、调和的态度；以及对于个体与群体的日常实践、战术和策略，采用协调、对话和妥协的逻辑。他的这番话当然不只是反映了南欧的情况，而是民主一般的情况。处在民主关系之中的人们，应该有这样的心态：对反对派和异议的宽容，对共同参与政治的人的信任，灵活性、节制、礼貌。牵脚比赛的双方固然要决定谁先跨出一步，但必须都要考虑各自的意愿和利益。没有上述心态，就不能发展出和别人的民主关系，就不能享受和他人合作带来的好处（Diamondouros,1997）。
戴蒙德指出民主政治有三个悖论（Diamond,1996），第一个就是冲突与认同之间的紧张。民主是一种为权力竞争设计的制度，没有竞争和冲突，就没有民主政治。看看克里和小布什的竞争、连战和陈水扁的冲突，什么乱七八糟的事情都能翻出来，什么乱七八糟的手段都能使出来。这样就有一种危险，社会会变得紧张，会矛盾激化，会动荡不安，会使所有成员都付出代价。所以戴蒙德说：民主需要冲突，但不能太多；竞争是必要的，但必须在严格限定和一致接受的范围内。分歧必须通过认同来节制。
战争是一种竞争，球赛也是一种竞争。战争双方基本没有共同利益，所以双方会无所不用其极；球赛双方则有很强的共同利益，各支球队共同努力，使比赛激烈精采，把球市越做越大，这样每个球员的收入都可以提高；这就需要规则，在规则的基础之上竞争。当然，有了规则，就会有胜方负方，胜方收入多负方收入少；但没有规则，双方的收入都会严重下降。
民主决不是战争双方的规则，她相当于球赛双方的规则。
参考文献：
1． Marc F.Plattner, <Liberalism and Democracy: Can’t Have One without the Other>, from Foreign Affairs, Volume 77.No.2, Mrach/April 1998. Copyright © 1998 by Foreign Affairs .转引自刘军宁主编，《民主与民主化》，樊吉社译，商务印书馆，1999年12月第一版。
2． John Stuart Mill, <Consideration on Representative Government>, from three Essays by Mill. Copyright Oxford University Press, 1975.
3． John Rawls,<The Domain of the Political and Overlapping Consensus> , 64 N.Y.U.L.Rev.233 (1989).
4． Edegardo Beoninger, <Latin America’s Multiple Challenges>, from Considerati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