反传统主义与中国工业革命(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创造者’这个马克思主义的原理。无论如何，不能认为历史是计划工作人员创造的，而不是人民群众创造的。”[15]在阅读了另一段有关论述后，他又批评说：“用行政命令办法搞建设，搞革命，例如依靠行政命令进行土改、合作化，会造成减产的损失。这是因为不发动群众的缘故，不是因为突击的缘故。”[16]
如前所述，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内核与灵魂是奴隶史观，具体化为方针政策就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不是什么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而是２０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乃至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所在。奴隶史观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反传统主义的基础，而且也是毛泽东晚年思想探索的理论基础。它们对于未来探索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４、总之，反传统主义思潮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史。与此同时，从反封建（五四运动）到反资产阶级（建国后）再到反修正主义（６０年代以后），反传统主义的内涵和重点又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矛头所向顺序从中国皇权－官僚传统到欧美模式，再到苏联体制，其间历经辉煌与曲折，形态激烈而又焦灼。纵观２０世纪，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潮所经历的反对封、资、修三个阶段，其实质正是奋力走出一条属于现代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之路和现代化之路。
中国２０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意味着是打破和超越现状，打破和超越常规的历史渐进模式，使传统的延续中断。革命与反传统主义互为表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时间被浓缩了，每一时刻转折和质变都在发生，一年等于２０年。
回顾历史，在１７５０－１８００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份额在３０％以上，这是与中国长期作为古代社会中心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到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这一份额跌至１９.７％，到１９００年为６.２％，到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际，则仅为２.３％，降到衰落的谷底。与此同时，作为古代世界外围地区的西欧社会，则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而逐步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成为新文明的中心。如果以１７６０年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恩格斯），那么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西方工业化已经历了近２００年的历史。作为现代文明的外围地区，中国要想迅速赶超西方，即使仅从理论上讲，也必须另辟蹊径，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反省、质疑和挑战一切完成的、既定的、作为“他者”的传统。
注：
[1]１９２８年２月彭德怀在同黄公略讨论蒋氏集团与国内形势时指出：“他（指蒋）只控制江、浙、闽、淮四省，对湘、鄂、赣、豫四省只是半控制；东北易帜而未改制，西北仍属冯玉祥和地方军阀控制，西南原封未动；两广勾结法国，实行割据。”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４－７５页。
[2]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１９８２年，第１１－１２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９７２年，第二卷，第６５页。
[4]“正因为不拥有输出资本的能力和无法在经济竞争中战胜欧美各国，所以天皇制的执政者以及与其紧密勾结的大资产阶级，才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在东亚迅速发动的最大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的‘垄断’与地理方便的‘垄断’是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趋势。”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5]日本的国家发展路线经历了深刻转折。明治维新以后，采取自主的富国强兵的发展战略。在该战略因太平洋战争失败而放弃后，被迫转向一条深度依附美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与日本相比较的是，自建国后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到７０年代末则转而与美日欧相协调，以出口导向经济被纳入国际社会。在欧洲，先有德国后有俄罗斯，也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转变。这些现象的实质是美国继承大英帝国遗产，上升为世界霸主后，为防范欧（德、俄）亚（日、中）强国的崛起而采取打压措施，迫使其改变发展战略。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６７５页。
[6]同上，第６７８页。
[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８１页。
[8]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９２页。
[9]这一目标和决心在新时期受到朝野一致的抨击：“５０年代初，搞国有化不是依据中国国情，主要是源于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尽管当时搞国有化有种种理由，但是从总体分析，它不符合中国国情，脱离和超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从国有化到非国有化》，见《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１５页）在作者看来，似乎存在着脱离国际环境（冷战结构和苏联的压力）的孤立的“中国国情”。
[10]杨坚白等：《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７－３０８页。
[11]《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１９５８年５月），第二次讲话。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晚年始终推崇列宁，而对斯大林则经常有切中要害的批评。
[12]同上，第三次讲话。这里当然是说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的政治家”。
[1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样本，１９９８年。
[14]同上，上卷，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15]同上，上卷，第４０２页。
[16]同上，上卷，第４６７页。
（本文是作者的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第五章）
如前所述，毛泽东思想的真正内核与灵魂是奴隶史观，具体化为方针政策就是群众路线：相信群众、依靠群众、发动群众。这不是什么危难时刻的权宜之计，而是２０世纪中国革命事业、乃至全部社会主义事业的本质所在。奴隶史观和群众路线不仅是中国革命进程中反传统主义的基础，而且也是毛泽东晚年思想探索的理论基础。它们对于未来探索中国和社会主义的命运依然具有深刻的启示意义。
４、总之，反传统主义思潮贯穿于整个中国革命史。与此同时，从反封建（五四运动）到反资产阶级（建国后）再到反修正主义（６０年代以后），反传统主义的内涵和重点又在不断发生变化，主要矛头所向顺序从中国皇权－官僚传统到欧美模式，再到苏联体制，其间历经辉煌与曲折，形态激烈而又焦灼。纵观２０世纪，中国反传统主义思潮所经历的反对封、资、修三个阶段，其实质正是奋力走出一条属于现代中国自身的思想文化之路和现代化之路。
中国２０世纪是革命的世纪。革命意味着是打破和超越现状，打破和超越常规的历史渐进模式，使传统的延续中断。革命与反传统主义互为表里。一万年太久，只争朝夕。在中国革命的进程中，时间被浓缩了，每一时刻转折和质变都在发生，一年等于２０年。
回顾历史，在１７５０－１８００年，中国占世界制造业总量的份额在３０％以上，这是与中国长期作为古代社会中心国家的地位相适应的。到１８６０年第二次鸦片战争结束时，这一份额跌至１９.７％，到１９００年为６.２％，到建国初期第一个五年计划启动之际，则仅为２.３％，降到衰落的谷底。与此同时，作为古代世界外围地区的西欧社会，则由于地理大发现和海外贸易而逐步进入工业革命时代，成为新文明的中心。如果以１７６０年为英国工业革命的起点（恩格斯），那么到中国一五计划时期，西方工业化已经历了近２００年的历史。作为现代文明的外围地区，中国要想迅速赶超西方，即使仅从理论上讲，也必须另辟蹊径，走出一条适合自身特点的多快好省的发展道路。这种发展道路反映在思想文化领域就是反省、质疑和挑战一切完成的、既定的、作为“他者”的传统。
注：
[1]１９２８年２月彭德怀在同黄公略讨论蒋氏集团与国内形势时指出：“他（指蒋）只控制江、浙、闽、淮四省，对湘、鄂、赣、豫四省只是半控制；东北易帜而未改制，西北仍属冯玉祥和地方军阀控制，西南原封未动；两广勾结法国，实行割据。”见《彭德怀自述》，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１年，第７４－７５页。
[2]四川大学南亚研究所：《印度经济》，１９８２年，第１１－１２页。
[3]《马克思恩格斯选集》，１９７２年，第二卷，第６５页。
[4]“正因为不拥有输出资本的能力和无法在经济竞争中战胜欧美各国，所以天皇制的执政者以及与其紧密勾结的大资产阶级，才企图最大限度地利用可以在东亚迅速发动的最大军事力量。这种军事力量的‘垄断’与地理方便的‘垄断’是日本资本主义结构的必然趋势。”见井上清：《日本帝国主义的形成》，宿久高等译，人民出版社１９８４年，第１０４－１０５页。
[5]日本的国家发展路线经历了深刻转折。明治维新以后，采取自主的富国强兵的发展战略。在该战略因太平洋战争失败而放弃后，被迫转向一条深度依附美国的发展模式。中国可与日本相比较的是，自建国后发展以重工业为基础的独立自主的国民经济体系，到７０年代末则转而与美日欧相协调，以出口导向经济被纳入国际社会。在欧洲，先有德国后有俄罗斯，也都经历了大致相同的转变。这些现象的实质是美国继承大英帝国遗产，上升为世界霸主后，为防范欧（德、俄）亚（日、中）强国的崛起而采取打压措施，迫使其改变发展战略。
[5]《毛泽东选集》第二卷，第６７５页。
[6]同上，第６７８页。
[7]毛泽东在中共中央政治局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五卷，第８１页。
[8]毛泽东在１９５３年夏季全国财经工作会议上的讲话，见《毛泽东选集》第５卷，第９２页。
[9]这一目标和决心在新时期受到朝野一致的抨击：“５０年代初，搞国有化不是依据中国国情，主要是源于领导人特别是毛泽东的空想社会主义理论以及苏联计划经济体制模式的影响。尽管当时搞国有化有种种理由，但是从总体分析，它不符合中国国情，脱离和超越中国经济社会发展阶段。”（《从国有化到非国有化》，见《胡鞍钢集》，黑龙江教育出版社１９９５年，第４１５页）在作者看来，似乎存在着脱离国际环境（冷战结构和苏联的压力）的孤立的“中国国情”。
[10]杨坚白等：《当代中国经济》，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１９８７年，第３０７－３０８页。
[11]《在中国共产党八大二次会议上的讲话摘要》（１９５８年５月），第二次讲话。值得注意的是，毛泽东晚年始终推崇列宁，而对斯大林则经常有切中要害的批评。
[12]同上，第三次讲话。这里当然是说毛泽东心目中的“革命的政治家”。
[13]《毛泽东读社会主义政治经济学批注和谈话》，中华人民共和国国史学会，清样本，１９９８年。
[14]同上，上卷，第２７５－２７６页。
[15]同上，上卷，第４０２页。
[16]同上，上卷，第４６７页。
（本文是作者的书稿《反传统主义与现代化－－以中国革命为中心》的第五章）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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