拓国际市场。只有彻底改变贸易结构，才能真正实行平衡增长。在政治上，罗丹主张大推进，即由政府制订统一的内容不同的投资计划，以实现平衡增长为目标。尼克斯则主张政府用强迫国内储蓄和争取外汇并举的手段来筹集全面发展的资本。

问题在于，很多发展中国家根本无法筹集到平衡发展的资金，这就迫使学者们考虑不平衡增长的问题。赫希曼是不平衡增长理论的主要代表，他在许多方面同意尼克斯的观点，但对平衡增长的理论却不以为然。他认为，发展中国家最虚弱之处在于各工业部门之间缺乏联系，而不仅仅是缺乏资金。因而政府应集中投资于若干关键部门，发展这些主导部门以带动其他部门的发展。换言之，尼克斯的平衡增长是将先进部门拉回落后部门的起点上，而赫希曼则希望把落后部门"拖到"先进部门的起点上。尼克斯认为市场是平衡增长的主要制约因素，而赫希曼则认为缺乏企业家和有效管理才是不平衡发展的主要原因，因此必须确定首要的投资部门以使其他部门由此获益。这就要求对工业部门的"前向联系"与"后向联系"的程度进行分析，作出优先投资的选择，制订并遵循"最有效秩序"的原则，以保证不平衡增长战略意图的实现。其具体措施应该是先发展直接生产部门，再发展基础工业部门以及各种配套设施。



和尼克斯不同，赫希曼把农业放在次要地位，认为农业发展对带动相关产业起飞的意义不大，这一看法对发展中国家的发展政策制订曾产生过很大影响。与此同时，弗兰西斯·皮鲁克斯提出了增长点的概念，这是对不平衡增长战略思路的进一步发展。他认为应该首先在工业部门中确定具有强大推动力的部门，通过各种联系以及外部经济，就能带动其他工业部门乃至整个经济的增长。其次，工业部门之间的互动关系是不稳定的，企业之间有一种非竞争的性质，即有一种控制竞争的本性。但这种不稳定性却能够提供发展的动力：在一个孤立的环境中，在一个较长的时期里，能够发挥控制性作用的公司一定会提高工业的生产率并获得有效的资本积累，其效益可能会超过那些处于更富于竞争环境中的那些企业。第三，集中于某一地区的特殊工业结构和经济环境会十分有利于经济的增长。也就是说，某些特殊产业和特殊地区是一国经济增长的龙头，即所谓的增长点，这为发展中国家制订经济特区的发展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

总的说来，上述学者可统称为资本积累工业化学派。他们的基本出发点是强调通过各种方式来积累资本用于工业化进程，并由此来推动一国的发展。相比之下，他们一般不支持比较成本理论和自由贸易政策，因为比较成本理论关心的是来自贸易的利益而不重视国内工业化产生的间接利益，而实际上，工业化不仅产生直接利益，而且可以提高人民的技能并形成各种经济部门的联结，从而促进外部经济。一些学者甚至还推论出保护政策的必要性，因为这可以使本国的幼稚工业免遭外国工业的打击。这样的看法固有其合理的成分，但其偏颇之处也是十分明显的。

二，农业在发展中的地位

当上一学派集中工业和各部门之间的关系时，另一些学者则更为关注工业与农业部门之间的关系，由此而产生了二元经济的模式。在这一模式中，不发达的本质被认为是由于一个国家中存在着先进的资本主义部分与落后的传统部分的缘故。当现代部分膨胀而传统部分消亡之时，这种而二元状态结束，发展也就成功了。它同样也将工业化看作是摆脱二元状态的道路，只不过后期的二元主义者对农业的发展给予了更多的关注。

二元主义可分为动态与静态两种模式：两者的主要差别在于对农业与工业之间互动关系的认识。波依克１９５３年在分析印尼的经济政策失败时首先使用了二元主义的概念，因为社会需要（如传统与习惯）在印尼占绝对优势，而经济需要则是由西方式的经济行为和机构来决定的。其结果是农业部分中的技术变化只不过是促进了人口的增长而已。此种理论分析对制定以损害农业为代价来发展工业的政策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

赫格斯认为波依克的社会二元主义定义不明确，应称之技术二元主义更为恰当。现代部分为组织得更好，使用进口的节省劳力的资本密集型技术设备的部分，传统部分则为无组织的，农民式的劳力密集型的生产方式。并认为现代部分的发展依靠出口的需求，对其余部分的联系不大，只有很微小的可能从传统部分吸收劳力。因而现代部分将成为发展中国家一个重要的飞地。

刘易斯的看法是，上述的理论有两个弱点：Ａ，假定资本主义部分的生产总是能够被市场吸收，B,假定投资需求部分也需要投资且资本家总能将获利再用于投资，而这两个假设根本无法确定，刘易斯据此强调企业家的才能对于经济扩张才是至关重要的。当然，最大的争论焦点集中于他认为农业部门存在着"隐蔽性失业"，因此农业部门可以无限制地向工业发展提供劳力，而这种廉价劳力可以成为发展的重要推动因素。很多人认为这不真实，似乎农业部门不进行技术改造也可以抽出人力来。而刘易斯则认为，农业部分确实存在着边际劳动为零的状况。

凯里斯与费追随着刘易斯的思路，认为劳动力从传统部分转移的前提是发展中国家的全面发展。但他们主张应更多注意农业发展对工业发展的刺激作用，并且认为只有在用技术改造提高农业生产率之后，这种劳动力的转移才有可能。除此之外，积蓄对增长的作用也是显而易见的，农业为发展可提供部分积蓄，但工业为自身的扩张提供了最主要的积蓄。对外贸易，对外的贷款及国外的援助，在增长的过程中被认为是第二位的。此外，他们在强调资本积累对工业化的重要性时，同样强调了二元经济格局中农业与工业之间的互动关系，以及技术变化为发展所提供的动力。



凯里斯与费的观点引起的争议之处主要在于，他们没有在工资劳动者与以家庭农场为主的劳动者之间划清界限，结果使人误认为这些工资劳动力是由地主或者至少是由那些控制着土地的人提供的。另一方面则是忽略了价格与货币在发展过程中的作用，因为货币并不等同于物质资本，两者在发展中的作用是互补的（例如信贷政策可以缓解增长的瓶颈困难）。再就是地主似乎愿意节约，愿意革新并愿意投资于工业，这似乎有些一厢情愿了。

但他们和刘易斯的理论在发展理论和政策的范围内引起了巨大的反响，首先是关于剩余劳动力的定义，其次是有技术的劳动力是否充足等。由此引发的是对资本一词的含义的扩张，因为以前学者们谈到资本时，所指的主要是物质资本，现在则将技术与知识也一并包含了进去。

刘易斯等人的理论为二元发展模式确立了理论框架，乔金森则扩张了新古典主义增长理论的界限，他提出了如下的政策建议：加速农业中的技术进步，降低人口出生率来减少贫穷和失业。此外，尚有一些学者在提出增长理论时，强调应该考虑需求和工业、农业两部分之间人口变化对发展的影响。

当然，刘易斯模式最大的缺陷在于忽视了制度和组织因素在发展中的作用，尤其是政府的作用；其次，则在于他对第三世界的情况毫不了解，无法解释这些地区在农村的人口向城市流动前，城市已有大量的失业人口存在的现象；第三则是所有的二元模式都是建立在一个封闭的体系内，从客观上讲为发展内向型经济和进口替代政策提供了理论依据；最后一个弱点则是他们强调的都是抽象的资源－－从农业传移是对工业是有利的，但却很少关注使这种资源转移的贸易与市场机制。这无疑是令人遗憾的。

学者们在６０年代开始关注农业在发展中的作用，最先关注农业的一篇论文是１９６１年由Ｂ,F.约翰森和J.W.米勒发表的一篇文章，认为经济发展急需大量的农产品，如农业没有发展并没法提供更多的食品，将会严重阻碍一国经济的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