展。库兹涅茨１９６５年发表的一篇文章，着重分析了农业的历史作用，认为农业有如下贡献：生产，市场与要素贡献。但对农业问题的分析深刻独到并引起轰动的，是舒尔茨１９６４年发表的专著《改造传统农业》。舒尔茨的主要观点是,传统农业的确不能成为经济增长的源泉,其根源是传统农业对原有生产要素增加投资的收益率低，对投资和储蓄缺乏足够的经济刺激。为了说明这一点，他提出了收入流价格理论。他认为，"为了得到收入流，重要的是获得收入流的来源。这些来源是有价值的，在这种意义上每一种收入流都有一个价格。考察经济增长的一种方法是确定各种不同的收入流的来源，并确定每种相应来源的价格。这样中心经济问题就是要解释由什么决定这些收入流的价格。"而要说明收入流价格的决定，就要从供给和需求入手来说明收入流的价格，也就是生产要素价格的决定（因为收入是由生产要素生产出来的，所以收入流的来源就是生产要素）。

因而，舒尔茨认为，在传统农业中，由于生产要素和技术状况不变，所以持久收入流来源的供给是不变的；另一方面，农民持有和获得收入流的偏好是不变的，所以对持久收入流来源的需求也不变，这样持久收入流的均衡价格就长期在高水平上固定不变。这就表明来自农业的收入流的价格是比较高的，也就是说传统农业中资本的收益率低下。所以传统农业贫穷落后的根本原因在于资本收益率低下，因而不可能增加储蓄和投资，也无法打破长期停滞的均衡状态，要改变这一局面，必须寻找新的生产要素作为廉价的增长源泉。

舒尔茨提出的具体措施为：1，建立适合改造传统农业的制度，2，从供给和需求两个方面为引进现代生产要素创造条件，3，对农民进行人力资本投资。

舒尔茨关于改造传统农业的看法，不仅在理论上是一个重大突破，而且有很强的实践意义。这股学术思潮与同时兴起的农业技术革命，极大地改变了发展的趋向，使发展中国家重新重视农业的作用，并由此掀起了一场绿色革命的浪潮。



绿色革命几乎可以包括一切农业方面的技术革命内容，这场革命是1959年从菲律宾水稻革命开始，随后扩展到印度，墨西哥，缅甸等国的运动，从种子、化肥到技术，从有效的管理到定时、定量地供水供肥，这场运动几乎涉及到农业生产的一切方面，其效果是使产量倍增。从一个时期来看，绿色革命的影响是如此之大，以致在70年代未80年代初，在世界范围内又掀起了第二次绿色革命浪潮。这次浪潮使很多学者也改变了自己的看法，他们也认为，技术进步在农业部门取得成效并贡献出相当利润是可能的，因而从微观经济学的角度讲，政府应集中解决农业与就业两方面的问题来推动发展。

实际上，发展农业的紧迫性往往是以另一种形式引起人们关注的，那就是世界上很多地区，尤其是热带非洲每年尚有成千上万的人在饿死，在那里，吃饭成为最重要的生存权利。而具有讽刺意义的是，在同期的世界粮食市场上粮食过剩却成为了一个大问题。所以，根本的问题是饥民缺乏足够的购买力，这再次显示出发展本身的重要性。

三，对政治发展和政治稳定的关注

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战略，都必须由国家来执行。问题是二战后在若干第三世界所发生的一连串事件，并不支持那些认为只要获得独立，就可以从农业社会向工业社会顺利转变的观点。从50年代到60年代，大部分第三世界国家似乎都确立了以集体暴行，军事政变与社会分裂为特征的政治模式，发展的主题似乎已被挫折和失败所取代。面对此种现实，学者们不得不承认，以前对第三世界发展的乐观主义预测是苍白无力的，第三世界的发展过程远比发达国家复杂。一个以前在发展研究中被人忽视的问题重新受到了学者们的重视，那就是无论采取何种发展战略，都离不开一个强有力的执行机构，因此对国家政权的研究成为了发展研究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政治学家的成果开始受到人们的关注。

实际上，当经济学家在经济领域关注发展问题的同时，政治学家和社会学家也在各自的领域关注同一问题，并综合各门学科的成果提出了现代化的概念，而发展则可视为现代化的一种手段。以阿尔蒙得为代表的一批政治学家，首先注意到了第三世界国家政治、经济和文化方面发展的不平衡问题。经济与文化的变化涉及到全国，而政治变化的过程却完全被城市的精英所控制，结果是乡村依然保持着原有的政治结构。社会各个层面不平衡发展所产生的矛盾使政治机构不能有效地反映整个社会的变化，势必诱发政治动乱。
安德林则指出，政治变化的基本前提是群众政治信仰的变化，作为政治权力的掌握者，必须适应这种变化。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例子都证明，凡未能及时满足群众期望的政府都极易垮台。维基·兰德尔与罗宾·西奥博尔德进一步分析了政治在新形势下的涵义，他们指出，如果在最广泛的意义上理解资源这个词的含义，政治可被视为人类分配稀缺资源的一种方式。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处于世界著名的贫困地区，在这些地区，人类为维持自身生存的一切必需品几乎都成为了稀缺资源，这就迫使社会把一切都纳入了政治的轨道。在这样的形势下，任何政府如不能尽快发展生产，改变贫困的局面，要想搞好分配，满足群众的期望几乎是不可能的。

于是，一个以前为人所忽视的问题被提上了发展研究的日程：即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的关系。经济发展需要稳定的政治环境，而政治发展又需要经济提供一个富裕的基础。既然实践证明两者不能同步进行，那么谁更应处于优先的位置？由于绝大多数第三世界国家在独立后都未建立起稳定的政权，政局的不稳定往往导致官员的短期行为，在此情况下要政府对本国的经济发展有所作为，显然是十分困难的。所以，政局稳定开始成为人们关注的焦点，政治学家也不得不放弃了以往以政治民主化为导向的政治发展模式，提出了政治腐败，现代化崩溃等新的概念，认为在这些国家中，各种社会力量赤裸裸地相互对抗，社会缺乏基本的共识，也就缺乏经济发展最起码的条件。亨廷顿是这派观点的代表人物，他认为，在第三世界的发展初期，公共秩序的破坏将代替社会稳定和政治民主化。这是因为社会的不平等加剧，人民对发展的期望落空所造成的。人民的失望转变为不断要求政治参与的压力，而第三世界的政治机构无论是传统的还是"现代"的移植形式，都太脆弱以致无法吸收或承受此种压力，其结果便是长时期的政治腐败和混乱。因此在所谓的政治发展之前，必须首先保持政治稳定。实现政治稳定的主要途径就是要建立坚强的政治组织，所有较为成功的第三世界国家，莫不是把政治目标放在首位，经济目标放在第二位或是第三位而获得成功的。亨廷顿还指出，政治常常并非社会经济变化的被动结果，而是此种变化的决定因素。由此的结论是，不发达状态最主要是缺乏政治秩序的结果。



由于这派学者强调政府在发展中的作用，学术界通常称之为强大政府学派，其宗旨为把稳定的政治秩序放在首位，因此建立一个强大而有效率的政府应成为发展中压倒一切的首要目标。发展研究在社会、政治和其他一些相关领域的进展，无疑扩大和深化了人们对发展的认识，那就是发展是一个社会、政治、经济等诸方面的总体变化过程，而不仅仅是经济发展。同时，它也使发展研究向更加深入和全面的层次上发展。但是，强大政府学派虽然提出了问题，却并未解决政治发展与经济发展之间的一个基本的难题：政府要强大稳定，就必须有足够的物力财力来建立一个有效率的行政机构和相应的军事力量；因此，如果经济虚弱，政府也就不可能强大，而发展经济的先决条件又是要有一个强大的政府，这样就陷入了一个无法摆脱的怪圈。很多第三世界国家的局势动荡