序言

李登辉先生在七月九号提出台、中「国与国关系」的论述，二十日重申「两岸定位在国家与国家」，委婉地昭告世人：台湾从此要摆脱「一个中国」的羁绊了！美国对于如此巨幅政策变动，到底扮演甚么角色？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将如何走向？

如果就传统国际关系学的结构性现实主义  (structural realism)  观点来看，任何对外政策改弦更张的动力来自外部因素，我们因此可以合理推论压力辗转来自美国。过去一年来，有关美国「鼓励」台湾与中国恢复对话 (dialogue) 的传闻甚嚣尘上，美国官员与民间学者近日来一再主张双方签订某种型式的「临时协议」或「中程协议」。

尽管如此，美国要台、中谈谈 (talks) ，并不意味要双方马上正式谈判  (negotiations) 。如果双方能在柯林顿总统任内以创意谈出结果，自是好事一桩。在这样的大环境下，中国海协会长汪道涵年底来台，台湾预期恐能避免政治议题，当然要严阵以待。

自从二次大战结束以来，台湾与美国的关系已经历了不同程度的变动（注一）。一九七九年卡特政府与中华民国断交，并与中华人民共和国建立正式外交关系，『台湾关系法』于同年公布实施，代表美国对台政策的分水岭。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前，台湾长期以来被视为美国围堵中共的全球战略考量的一部分；在『台湾关系法』公布后，美国一方面在追求与中国和解的过程中，必须就对台湾的主权诉求虚与委蛇，另一方面也开始尝试将其对台湾以及中国的政策脱钩，也就是说，「台湾牌」的重要性相对降低。不过，这种「重中轻台」的倾向，并不等于「亲中敌台」。

不可否认的是，美国对台湾安全的承诺早已明订于『台湾关系法』。尽管自卡特以来所有的美国政府，均就美国是否将在台湾发生战争时派遣军队的议题刻意保持模糊，美国和平解决台、中紧张关系的决心，充分地在一九九五年与九六年的飞弹危机展现出来。

柯林顿的对台政策

回顾里根和布什的对台政策，由于不愿得罪中国，自然无意提升美、台之间的关系，但大致是平衡的处理处理美国对台湾以及对中国的关系。尽管柯林顿在总统大选时曾经攻击布什向北京屠夫的姑息，但是他上任后为了在短期内与中国发展为「策略性结盟」的合作关系（注二），往往却忽略了台湾的利益。

大体而言，柯林顿的话中国政策比前几任总统更加积极，尤其是「全面性交往」 (comprehensive engagement)  的大战略。而他对于「一个中国」的粗枝大叶解释，更打破了美、中的三个公报里对台湾议题的刻意模糊（注三）。众所周知，柯林顿之前的几位总统，只愿意「认知」（ acknowledge ）「台湾海峡两岸的中国人认为只有一个中国，而且台湾为中国的一部分」的官样文章，柯林顿却直言不讳地使用「承认」（ recognize ），不禁令人觉得他对中国的虚应故事又作得过火，似乎是力道拿捏不准。。

更出人意料之外的，柯林顿在一九九八年访问中国期间，提出所谓的「三不政策」（注四）。柯林顿政府一再辩解，「三不政策」早已经存在于三个公报里。然而，熟稔美、台关系的观察家都知道，美国迄今最强烈的措辞，顶多是「无意图进行『两个中国』或『一个中国政策』」的说法，而不是像柯林顿般明确表达「不支持」一个独立的台湾（注五）。

柯林顿在本质上是属于关注内政的总统，外交政策则缺乏全盘的思维架构，而美国外交政策观察家也多初步同意，柯林顿政府的外交往往是应付危机的作为，政策上因此较无章法。坦诚而言，自从苏联解体以来，美国对于自己的角色仍无法取得内部的共识。不过，如果从其个人特质方面来看，他在外交上缺乏兴趣及经验，行事风格又往往想两边讨好，政策上就更难免显得左右摇摆。

当然，美国企业界长久以来垂涎中国市场，自然大力推销扩大交往，利益团体的说词当然会想尽办法，以投合柯林顿对经济优先的考量。此外，学界第二代中国通普遍靠中国吃饭，立场上多先入为主地倒向中国，他们不只对台湾内部的政治动向懵懵无知、甚至于不屑一顾，甚至于视台湾为美、中改善关系的绊脚石，当然不希望台湾人独立自主的意愿给他们带来不方便；这些人本身或门生子弟侧身白宫、国务院、民间智库，他们疏远台湾的偏见，难免会左右柯林顿的外交思维。

相较之下，美国国防部一向对台湾的安危保持高度的关切。在后冷战时期，美国已经不再需要中国来牵制苏联，台湾的防卫问题隐然浮现。从一九九六年派遣航空母舰捍卫台湾、到近日来的海上演习，在在证明五角大厦的国家安全长期考量（注六），远胜于国务院的短线外交考量，也就是说美国无法接受中国并吞台湾。

同样地，美国国会议员支持台湾的立场较为一致。由于美国采总统制，国会对于外交政策有相当的制衡力量，因此早期流亡美国的留学生以台美人的身分，得以草根的方式向各选区的参、众议员游说，成绩斐然。譬如在国会的施压下，柯林顿被迫同意李登辉访问康乃尔大学。又如众议院在七月二十一日通过法条，主张美国应该在中国武力犯台时协防台湾。

柯林顿七月二十一日在白宫记者会上，对台、中关系提出前所未有的「三个支柱」：「一个中国」、「对话」、「和平解决」，公开表达对台湾安全的关注，也一扫台湾政、学界普遍存在悲观的错误认知─「美国向中国倾斜」。

「一个中国」是美国一贯的含混立场。尽管美、中三个公报的文字表述有所不同，多年来各方的解释不一；对美国人而言，完全端赖台湾人自己是否要自我定位为中国人（注七）。

「对话」则强烈表现出柯林顿欲当调人的企图心，这是美国的短期目标。只要美国尊重台湾人的民族自决权，大家共同来确保公平的谈判架构及氛围，我们自当展臂欢迎，没有必要再划地自限、搁置主权、甚或反对台独。

「和平解决」是美国的底线，再度证明『台湾关系法』的位阶高于三大公报或是衍生而来的所谓「三不政策」。七月十八日的美、中热线通话，江泽民重提「不排除武力犯台」的老调；柯林顿除了以「一个中国」老生常谈敷衍外，更重要的是明确警告中国不得对台湾动武（注八）。

总之，美国在面对中国的双边关系时，习惯以「一个中国」来支吾不相关的台湾议题。另一方面，美国在面临台湾的安全问题，『台湾关系法』则为最高的准则（注九）。至于美国终不得不要同时面对台、中两国时，不愿意被迫二选一，自然要求双边以和为贵  ( 见图 1) 。


台、美关系未来可能的演化

当我们检视台湾与美国的关系时，免不了要以「台湾 - 美国 - 中国」的远东区域三角关系来着手；一直到苏联瓦解为止，此三角关系又与「美国 - 苏联 - 中国」的全球性大三角关系息息相关。

全球性大三角关系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美、苏对峙而大致取得平衡  (T1) （注十），一九七零年代因中、苏龃龉而呈不稳定  (T2) ，一直到一九八零年代因美、中和解而又趋向平衡  (T3) （注十一）。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也因此随之变动，原于一九五零、六零年代因冷战而稳定  (t1) ，一九七零年代因美、中酝酿和解而稳定性下降  (t2) ，导致一九八零年代的不稳  (t3) 。一九九一年苏联解体，美国成为唯一的超强  (T4) ，远东的区域三角关系则大致保持不变  (t4) ( 见图 2) 。台湾与美国从原本紧密的军事同盟到松散的伙伴关系，其稳定性却开始稍有波动，基本上是因为国际体系基本架构改变所致。

就逻辑上而言，三角关系有八种可能的组合  ( 见图 3) ，并且可以归纳成四种模式（注十二） ( 见图 4) 。我们如果由目前的区域三角为原点  (t4  或  S0) ，可以推演出七种可能的演化  ( 见图 5) ： S1 到 S3 为一阶演化， S4 到 S6 为二阶演化， S7 为三阶演化。理论上而言，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阶数越低，要获致的动力越低。

由 S0 出发，如果台湾与美国间要保持正向关系，同时又要维持稳定的区域