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

　　在中国崛起为建设性伟大强国的历史进程的当前时期里，最大、最可能也最紧迫的障碍无疑是台湾独立，那首先是因为中国的内外基本安全和民族正常心理将由此而遭受巨大威胁——可能经不起的巨大威胁。尤其近两个月来，主要围绕台湾“公投”问题和竞选政治的台独倾向的恶性发展，很大程度上证实了大约15个月前的一种基本推测，那就是在中共十六大前后中国面临的国际政治环境和台湾问题形势当中，“早已有之的困难，连同晚近出现的某些重大变动，已经并将继续使中国领导人面对比较严峻的挑战。战略上需要提防的可以设想的最坏情况（the worst —case scenad.）或极端事态，是今后一些年台独趋向可能的严重发展，或许会使十六大产生的领导班底遭遇一种国务家们一般最不愿意碰上的局面：在或战或和皆大不利的情况下，不能不立时做出是战是和的根本决定。”[1]台湾问题上目前形势的最重要方面，一是陈水扁为首台独势力的竭力操作和泛蓝联盟的关键退让导致“公投法”人宪，二是陈水扁以近乎狂赌的方式，宣布并顽固坚持在3月20日大选同时进行“防卫性公投”。对于这两者，反台独的力量可以有两种不同的评估。第一是富有战略意识的评估，断定“公投法”人宪是台独势力迄今为止取得的最大突破性进展，首次提供了台独的一个“法源”和打开了最危险的法理台独之门，尽管泛蓝联盟设置的种种限制使得“台独公投”近期内没有法律上的可能，尽管很可能确实将在3月20日举行的“防卫性公投”不直接包含台独抉择。换句话说，“公投入宪”是实施“法理台独”的“公投制宪”的第一大步骤。“公投法”入宪和势将做出的公投行动本身，将为台独势力提供无论“缓独”抑或“急独”都可用的“民意”依据和某些国际舆论条件，提供一个接近于现成的、择时可将台独抉择纳入其中的法律框架。不仅如此，如果陈水扁能够在中国大陆的强烈抨击和美国以及日本、欧盟的明确反对下搞成“防卫性公投”，那么台独势力和台独倾向将由此得到一个重大鼓励，不管他能否当选连任。

　　从这样一种分析和判断中可以得出一个战略性结论：如果我们不仅必须坚守决不容忍台独（或者说不惜以战争制止或粉碎台独）这一终极底线，而且还必须尽最大努力防止台独、从而不致面临被“将军”的局面（或者有如上面所说“在或战或和皆大不利的情况下，不能不立时做出是战是和的根本决定”），那么就应当在3月20日以前大力争取阻止“防卫性公投”，并且在那以后进而谋求铲除或永久“封冻”异常危险的“公投法”。更广泛地说，我们在台独问题上根本的战略任务不仅在于一旦迫不得已就坚决动武制止或粉碎台独，也在于（甚至就战略优先而言更在于）不动武而坚决阻止或防止台独。

　　与上述战略性评估不同的是一种可有的战术性评估：鉴于泛蓝联盟设置的种种限制，“公投法”入宪实际上是陈水扁的一次严重失败，因为他追求的台独公投被迫变成了实际上纯属竞选策略并且近乎无聊的“防卫性公投”，而美国总统及其行政当局对台独和“防卫性公投”新近宣布的明确反对更使他处于很不利的地位；就目前而言，最重要的事实是陈水扁不敢搞、也没有能力搞“急独”；特别是鉴于台湾竞选政治的复杂性，鉴于过去某些“对称性”强烈反应到头来增加了陈水扁当选机会的教训，对“防卫性公投”的眼前恰当对策应当是官方在公开场合采取相对的低调。

　　应当认为，这样的分析和判断确有道理，特别是从争取防止陈水扁连任、保持目前基本有效的对策势头和避免新增不确定性的角度来说很大程度上是如此。然而尽管如此，这仍然是一种近乎纯战术取向的观点，没有着重地考虑政治行动的广泛后果，特别是其心理后果。从战略上说，在陈水扁为首的台独势力方面，往往最重要的是逐步做一件件“破天荒”的事，以便逐个造成大突破，以便反台独力量和所有有关方面变得逐渐容忍甚至“习惯于”经过革命性变化的新形势。德国在20世纪30年代后期的行为方式的教训意味深长。那个时期里，纳粹德国每一项具体的变更现状行动（先后退出国联，冲破《凡尔赛条约》军备条款，将莱茵兰重新军事化，德奥合并，攫取苏台德区，吞并捷克斯洛伐克所余全部）的目的何在？不仅在于它每次行动时的眼前具体目的，也在于（或者更确切地说更在于）总体性的战略和心理目的。它的每个步骤都既是有限的，又是无限的，而英国人和法国人当时的主要错误就是大致只将它们视为有限的。[2]而且，如果说在上述逐个变更现状行动中，历史学家们公认的最重大关键举动是1938年的德奥合并和攫取苏台德区，那么可以认为从1995年李登辉访美抛出“中华民国在台湾”论以来，谋求台独的迄今最重大关键举动就是“公投法”人宪和宣布搞“防卫性公投”。所以如此，首先是因为本文第二段展示的那些缘由。

　　二

　　不仅如此，还有一项使得局势确实严重的甚至更基本的原因，那就是近年来在陈水扁一李登辉台独势力广泛和不断的台独言行背景下台湾公众中严重发展的台独心理、台独情绪和台独倾向。陈水扁一李登辉台独势力的蓄意“非中国化”操作，连同若干广泛和深刻的岛内历史、政治、社会和文化原因，造成了这一最近由若干重要媒体深度报道的事态，[3]而在一定意义上可以说，它就是台独危险的相对最重要、最持久的方面，也是台独势力乞灵于“公投”的主要原因，不管是为了谋求眼前选票，还是同时也为了最终实现台独。例如，据台北国立政治大学选举研究中心自1992年以来累积的民调资料，过去十年自我认定为“台湾人”的答复询问者从17.3％增加到了41.5％，大致相当于自我认定为“既是台湾人、也是中国人”的人数，而自我认定为“中国人”的答复询问者从26.2％减少到了9.9％。[4]台湾《联合报》2003年10月进行的一项民调则显示，“62％的答复询问者说他们自己是台湾人——该报自其1989年开始问这个问题以来纪录到的最高比例，那时只有16％说他们自己是台湾人。与此相比，那些自我认定为中国人的从1989年高达52％减少到了19％。”[5]正是基于诸如此类的恶性发展，可以大致同意这么一种关于陈水扁台独言行的观察：“有一种看法很诱人，即陈水扁是一名在为自己的政治生命不顾一切地挣扎的政客。……然而，起作用的远不止是竞选政治：台湾人的傲慢正在膨胀……近年里（岛内）对一个中国政策的支持已近乎崩溃。‘过去12个月里许多禁忌已被打破’，在台北的一名西方外交官说，引证一项新的公投法和对宪法改革的两党一致支持（bipartisan sup-port）。”[6]对某些极显著地包含台独危险的言行举措的“两党一致支持”——这是近几个月来台湾岛内政治的一项重大恶性事态。在台湾当前的政制框架和政治／社会气氛内，泛蓝联盟出于它在政治上生死攸关的竞选需要，对台独要求已经做出了一些重大让步，甚或可以说已开始逐渐倾向台独，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虽然还远不能说这已经成为泛蓝立场的主要的或不可逆转的趋势。这就是所谓泛蓝“跟进”泛绿。在泛蓝联盟就是否允许公投本身做了后果严重的180度大转弯之后，连战在2003年12月20日的一次竞选集会上公开认同陈水扁的“一边一国”论。用报道此事的美联社记者的话说：“如果国民党人正式毁坏了这（”一个中国“）政策，那么就将没有任何台湾的大党是亲统一的。[7]近10天后，国民党领导人之一、台湾”立法院“院长王金平在接受香港《太阳报》专访时公然说”国亲不排除台独选项“。[8]刚总之，有如台湾中央研究院的一位政治学家所言，国民党”想表明它没有了（亲统一）包袱。……台湾民族主义变成了支配性意识形态。“[9]

　　三

　　如上所述，台独危险的发展程度已经超过了以往任何时候。而且，