如果陈水扁得以连任，那么在2008年结束以前，他个人的台独渴望、台独势力和台独选民要他兑现承诺的压力以及对“永久丧失时机”的恐惧颇有可能驱使他就台独同大陆最后摊牌。正如国务院台湾事务办公室副主任王在希1月3日在悉尼的讲话指出：陈水扁公然宣称要在2004年举办第一次公投，2006年“催生台湾新宪法”，2008年实施“台湾新宪法”——这实际上是一个走向台独的时间表；台独势力正在有计划、有预谋地通过各种手段，谋求在2008年前完成台独步骤。因此，如他所强调，“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是全体中华儿女当前的一项紧迫任务。”[10]当前的紧迫任务是坚决遏制台独分裂活动。也就是说，我们在台独问题上根本的战略任务不仅在于一旦迫不得已就坚决动武制止或粉碎台独，也在于（甚至就战略优先而言更在于）不动武而坚决阻止或防止台独；而且，由于前面展示的一切原因，在当今形势下首当其冲的是要在3月20日以前大力争取阻止“防卫性公投”，并且与此密切相关，争取造就某些重要状态来促成陈水扁大选失败。

　　诚然，中国政府近来做了一系列坚决表态和重大努力，它们在遏制台独动向、包括争取阻止“防卫性公投”和为了阻独而天经地义地合理影响台湾大选方面取得了阶段性的重大成功。其中特别重要的是温家宝总理通过答《华盛顿邮报》问、在白宫同布什总统会谈和胡锦涛主席通过中美两国元首电话交谈宣示的两项根本立场：（1）决不容忍台独，必要时将不惜一切代价坚决制止或粉碎台独；（2）坚持和平统一方针，只要还有一线希望，就尽最大诚意和最大努力和平解决台湾问题。第一条是阻独的最根本保障，是在台湾问题上的终极底线；没有这一条，台独将相当迅速地成为并保持为现实，我们在至关紧要的台湾问题上将一败涂地；第二条既是争取逐步实现中国最终完全统一的正确的大战略选择，也是促使美国政府明确反对台独、从而使我们能够不动武而阻止或防止台独的一大至关紧要的条件。

　　成功地阻独的关键之一，在于从大战略目标的角度将阻独与促统适当地区分开来，将阻独置于最突出、最优先的地位，并且为之构设与促统有所不同的基本战略。中国政府特别在2001年以来贯彻了这一大战略目标界定，而且与此密切相关，在对待台湾当局频繁的台独言行方面采取了同2001年以前有显著不同的战略和策略——坚忍地克制的“非对称性”战略和策略（用王在希在悉尼讲话中的说法是“我们对陈水扁当局一直采取克制的态度”。[11]这加上中国政府“决不容忍台独”的坚决表示，在陈水扁步步升级的台独行为对美国利益的刺激之外，决定性地促成了美国总统与其行政当局近来再三明确反对台独和台湾公投（包括“防卫性公投”）的重大表态，连同在台湾问题上美国政策的某种积极的重要变化。[12]美国在台湾问题上由来已久的最根本政策，是两届美国总统一再公开宣布的“维持现状”——即“美国反对台海两岸任一方未遇挑衅地改变现状”。大致2001年以前，在美国眼里可能“未遇挑衅地改变现状”的主要是中国政府，但大致从那以后，特别在陈水扁2002年抛出“一边一国”论以后，台独倾向的恶性发展和中国战略策略的上述优化，导致美国政府越来越明确地将台湾当局（并且只有台湾当局）看作正在谋求“未遇挑衅地改变现状”，而近来大肆推进公投更是属于竭力谋求改变现状之举，不予阻止就可能将美国推入与中国军事冲突的重大风险，并且必定严重损害在政治和经济上对美国非常重要、并且将愈益重要的中美关系。对于阻止和制止台独来说，保持和增进美国政府的这种根本判断至关紧要。这方面的努力近来终于取得了空前重大的成果。

　　然而与此同时，必须强调一个严峻的事实：尽管自台湾公投计划出笼以来，中国政府反复予以强烈抨击，并且反复宣示决不容忍台独，美国政府也反复明确表示反对台独和台湾公投，然而陈水扁的回应起先是从要搞“核四”公投升级为要搞大有台独抉择意味的政治性公投，接着是在遭到与“公投法”入宪相伴的法律限制后宣布要搞“防卫性公投”，而后便是顽固坚持“防卫性公投”；不仅如此，在这整个过程中他的台独言论一直在变本加厉。

　　陈水扁的这一反应方式原因何在？或者说，他在压力之下不退却的原因何在？根本原因在于，以前述台湾公众中的台独心理、台独情绪和台独倾向的严重发展为大背景，他决心紧抓富有台独意味的公投问题争取当选连任，而他的台独渴望，连同他在经济振兴、两岸交往和社会建设等方面之乏善可陈，加剧了这一决心。因此，颇有可能像台湾的一位政治学者所言，“不管美国在3月20日以前可能对陈水扁本人施加多么大的压力，或者提出多么

　　严厉的警告，陈水扁都不大可能改变初衷。“至于中国政府的警告，无疑被他认为在当前时段里，起码在3月20日大选日前不存在兑现问题，因而没有眼前危险。简言之，在他看来无论他个人的政治生命，还是他的台独渴望的实现，都取决于当选连任，为此他准备不顾一切。

　　然而，也正是由于如此，因而倘若有不容怀疑的一系列情况表明坚持要搞“防卫性公投”很可能严重损害其连任前景，陈水扁就很可能在3月20日以前就此退却；不仅如此，只要出现了这样的情况，那么无论他是否搞“防卫性公投”，他在一场所有观察家都预料他即使能胜、也只会是险胜的选举中必定失败。如前所述，“防卫性公投”流产或陈水扁下台或这两者，都大有利于遏制台独趋势，否则就会在今后短短数年内面对甚至远比现在严重的台独危险。最近确实有了某些初始的迹象，特别是陈水扁政府的“外长”简又新于1月6日称不会“办一个没有和美方沟通、取得谅解的公投”[13]使人能够相信如果以合适的途径、在要害处加剧压力，就很可能造成这样的效应。



　四

　　能够如此加剧压力的自然是中国政府和美国政府。显而易见，阻止“防卫性公投”以及陈水扁当选连任就是在当前遏制台独危险，因而符合中美两国的根本利益，也符合台湾人民的根本利益。然而，不那么明显的是为此急需三个要素：加剧压力；选择要害处施压；选择合适的途径施压。

　　迄今为止，美国政府反对台独和台湾公投的表态仅为声明言辞，并非具体行动；同时，这些言辞针对的台湾“听众”只是陈水扁，而不是可以决定陈水扁大选输赢的台湾公众。它们已经取得了重要效果，但（至少现在看来）还不足以确保“防卫性公投”流产，也还不足以强有力地促成陈水扁大选必败，如果说这失败确实被美国政府视为它理应视为的那样符合美国的重大利益。要达到这样的效果，一种可以设想的方略是美国政府以台湾公众为其心目中的主要影响对象，通过某种可以使尽可能多的台湾公众很容易明确地意识到危险——举行公投和陈水扁连任之危险的举措，包括（哪怕只包括）相应的声明言辞，只要它们能引起对于此类危险的广泛的公众警觉甚或惶恐心理。美国政府在美国国内政治和对外政策惯例方面实际上大有如此去做的可行余地，在其适当的方式选择和操作调控方面也大有如此去做的经验可循。

　　同样可以设想，美国政府若要据此行事，最关键的动因必须是它真正确信阻止“防卫性公投”以及陈水扁当选连任是美国紧迫的、至关紧要的利益所在，以至将此视为需要以上述不同寻常的举措加以紧急对待的一种“危机防止”。能够使美国政府如此的只有中国政府。从公投问题被提上台湾的政治议程以来，中国政府的表态基本上也只限于声明言辞，它们虽然已经取得了重大效果，特别是作为决定性要素之一促成了布什行政当局公开反对台独和台湾公投，但（至少现在看来）还不足以确保“防卫性公投”流产以及陈水扁大选必败，而如前所述，力争赢得这两个结果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