壹、前言
自从五月二十日，台湾正式开始政党轮替以来，两岸就一直关注着民进党政府如何定位两岸关系.在三月十八日总统选举投票日前夕，中共最担心的是大选结果对支持台独有利，不料就是由最具台独色彩的民进党胜选，这个结果对选前绝大多数希望两岸关系能维持现状的台湾人民也是很大的冲击[1].
从三一八到五二0之间对台湾的新政权可说是关键时期，特别是在两岸关系政策上，民进党政府必须提出一个足以在中国大陆与台湾，台湾在朝与在野之间能够维持稳定关系的基调.陈总统的五二0就职演说就是在这种背景下，提出他的「四不一没有」，即不会宣佈独立，不会更改国号，不会推动两国论入宪，不会推动改变现状的统独公投，以及没有废除国统纲领与国统会的问题.对民进党而言，「四不一没有」的基调可说是对中共及台湾在野党释放出最大的善意。陈总统还特别地背书，只要中共无意对台动武，他保证在任期之内遵守这一方针[2].
然而，从五二0迄今，民进党政府两岸关系的基调，似乎没有获得应有的预期效果。中共方面批判的主调是，台湾新政权刻意回避「一个中国原则」[3].台湾在野人士针对新政权回避台湾人也是中国人也提出批评[4].中共及台湾在野人士对於民进党政府的两岸关系政策主张仍存在相当大的不信任感，这其中是有很多问题值得提出来深入探讨，不过，如果再往前追溯到九五年七月的台海危机，我们可以发现两岸之间缺乏冲突管理的概念是主要原因。
过去，双方偏重於政策的产出，没有考虑到引发冲突时的管理、控制，而让时间来自然诠释后果的方式，是有待商榷的。本文探讨的重点即集中在於两岸冲突的管理之思维，及冲突管理之可能性的评估，希能为两岸关系的和平与稳定抛砖引玉。
贰、台湾对两岸冲突议题管理之思维
两岸关系在台湾开放探亲政策之前，是处於敌对状态.从一九八八年起，双方开始人道性交流到一九九一年设置海峡交流基金会以及海峡两岸关系协会，两岸关系是处於蜜月期。
这时期的关系最大的特徵是双方都认知到两岸分隔五十年，由於制度、生活条件的不同，在很多问题上是存在很多的歧见，但由於是同文同种的关系，因此，特别强调求同存异之中的求同部分。这其实是任何分隔的国家在最初接触时友善的现象，东西德如此，南北韩亦复如此。到了一九九五年六月，也就是中共所谓的两岸关系恶化年，中共认为李登辉总统访美破坏两岸的友善气氛，台湾则认为中共无理打压外交活动，各据说词，使得往后的两岸关系冲突大於友善。事实上，这种冲突现象在两岸交流七年之后，应该是很自然的现象。之所以这么说并不意谓着两岸必然会有冲突，而是在求同存异过程中，一方面是时间因素，求同的部分日渐缩小范围时，双方存在的歧异部分自然地凸显出来。另方面，在双方强调求同的部分，并没有质变将异的部分改变体质成为良性议题.第三，双方自始并没有认真去设计一套预防异的部分突然演变成冲突的机制，而是乐观地放任求同存异自然地发展，这点恐怕双方都有责任。
撇开责任之说，从台湾的角度来看两岸冲突的缘起，是不能离开历史的变迁，加上长久与中国大陆分隔，台湾的文化在近五十年之中，受西方的影响是相当广且深，且在全球性的西化潮流冲击下，又助长台湾与中国文化关系淡薄化。当然，我们是不能否认这期间仍有不少人疾声呼籲中华文化复兴运动，但毕竟随着老成凋谢而后继无力。台湾就在一方面与中国疏离，另方面国际化逐渐深化下，自然地在内部的政治、经济、社会乃至於法律就很少考虑到统一后的中国，台湾将如何调整发展的方向，直到一九八0年代末期，两岸开放交流起，两岸关系及未来前途才又被认真思考着。以下，将从台湾认为是两岸关系中冲突议题的缘起，以及近十多年来台湾方面对冲突管理的思维做进一步分析。
一、台湾观点的两岸冲突议题之缘起
两岸冲突性议题从微观角度可有千百，从宏观角度视之，则不外是目前争议最大的「一个中国原则」与将来是不是要统一。这个问题在两蒋时代是毫无问题，但说法绝不是中共现在的方式先是蒋中正时期的反攻大陆统一中国，这时期虽然两岸处於军事对峙，并时有局部性的冲突，但整个对中国大陆的战略指导是三分军事七分政治，可见当时对政治战略之重视。
在这个时期，一个中国且由台湾来统一中国是台湾民意的主流，违反者一律被冠上附共罪名。
事实上，在当时是有许多对台湾前途不同的看法，但在实施戒严的政治环境下，这些想法与主张不是自我放逐海外，就是被净化[5].不过，在蒋中正权威的统治下，加上政治社会化给予人民的是一个中国，但由台湾来统一，因此说当时的主流价值观是承认一个中国，且中国必须统一，这绝不为过.
到了蒋经国总统时期，虽然同为威权统治，但他已逐渐重视释放自由权利给人民。蒋经国是比蒋中正要务实，他执政时期不像以前强调军事武力反攻大陆，而是要以治台政绩做为光复大陆的号召，因此，在他任内可说真正落实台湾经济建设，有心经营台湾，这点是后人都肯定的事实。但值得注意的是，他对台湾前途的主张，却也因为强调对台湾的建设，反而让人弱化了统一中国的决心。在他任内对两岸前途所提出的口号是「三民主义统一中国」，三民主义当时是台湾建设的指导方针，按照当时的口号当然统一中国的责任也要落在台湾人民的身上。
不过，在中国大陆此时也刚好是邓小平领导进行改革开放，台湾当时的确是比中国大陆进步，但似乎并不吸引着中国大陆效尤採行三民主义指导方针，反而是中国大陆的改革开放吸引着中国人投入建设，因此，在三民主义模范省的台湾不能吸引中国大陆，也不可能质变中国大陆的政治、社会体质之下，统一中国的责任说就逐渐远离台湾的民心。
事实上，这种统一中国责任说长期在台湾不断地被检证是力不从心的现实之后，台湾方面逐渐由主动论调整为被动论，也就是由原来企图用军事、政治手段去改变中国大陆现状，变成为期待中国大陆自行改变现状。这在李登辉总统时期表现得特别清楚，在民国七十九年十月七日，他在主持国统会首次会议时即指出，台湾将在三民主义的宪政体制下，贯彻以自由、民主、均富为国家统一方针，而中国的统一不是遥不可及的梦想，综观世界潮流所趋，身陷铁幕的人民，对政治民主、经济自由与社会开放的向往，已由祈求化为行动，正以排山倒海之势，像极权专制的共产体制宣战，我们相信，中共绝对没有任何力量，也没有任何希望长期抗拒一潮流[6].
从李总统上任以后，一个中国与未来统一问题，在现实条件下台湾不可能是主动者的情况，反而是中国大陆不断地在提出，从台湾的角度视之，既然做为统一中国的主导者是不可能，要变成被统一的对象，当然也就不可能被接受。这种意识的产生其实也不是没来由的，从历史角度来看，它是伴随着当代台湾人民对两蒋时代的批判与冷淡有很大关联。总体而言，两蒋时期与台湾白色恐怖几乎是同时期，台湾现在强调的是平反当时受压制者的冤屈，以及如何给予补偿问题，而不是去肯定两蒋对台湾前途的贡献，而且白色恐怖随着民进党执政部分在野人士忧心绿色恐怖的意识流冲击下，大都有急於脱却有色恐怖的阴影，而逐渐淡化两蒋的历史作为。
由於一个中国与统一说在台湾五十多年来历史的蜕变过程中，逐渐因做为主动者角色的不切实际，加上对过去历史被威权统治压制的情结的排斥，以及前面提及的台湾的国际化效应，使得一个中国与统一议题逐渐被历史化，现在中共方面不断地提起，对台湾而言，它也只能作为一个选择项，而非未来的必然。台湾现在之所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