统一比分裂好,和平比战争好(4)
作者:佚名; 更新时间:2014-10-19
些罪犯动持人质一样,给准确惩罚罪犯制造了困难。第二,中华人民共和国的法律还不能在台湾岛内被实际实施,似乎也不可能对已经定罪的罪犯执行惩罚。
为了使用法治武器遏制台湾的分裂,就必须创造性地发展这个武器,并且灵活地加以运用。一个设想,是针对台湾的特殊情况,对叛国罪或分裂国家罪加以详细说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台湾什么级别的政府官员的什么言论构成叛国罪(如李登辉的“两国论”),什么样的行为及其后果构成分裂国家罪(如台湾某些人推行的“修宪”),等等。这种详细说明应以立法的形式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出台,如刑法中有关“台湾问题的特殊条款”,或最高法院对分裂国家罪的解释。根据这样的详细说明,我们就可以对特定的推行分裂的个人进行诉讼,通过司法程序对这些个人定罪。尽管对被定罪的个人暂时无法实施惩罚,但第一会产生心理上的震慑作用,使他们在推行分裂时有所顾忌,第二可以通过与所有邦交国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封杀他们所有的在国外的活动。当然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司法操作应准确集中在极个别的人身上,从而构成了精确制导的反分裂手段。实施这样的手段,我们就有可能在避免使用战争手段的同时,获得维护国家统一的实效。
十、走向统一的政治智慧和文化精神
我们虽然强调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支,我们也要看到台湾在经历了50年的日本统治和50年的两岸对峙,与中国大陆在实际上的和心理上的差别。尽管我们肯定统一的价值,我们必须正视统一的艰难。中华文化本身不仅具有统一的趋向,更有意义的是,她包含了丰富的实现统一的政治智慧和文化精神。中华文明的形成本身,就是这种智慧和精神的结果。
不少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指出,中华文明的最初形成,主要依赖于不同部落在文化上的互相包容和妥协,以及巧妙的政治安排。最为直观的例子,就是龙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由许多部落的以鸟兽为主要形式的图腾有机整合的结果。在上古时代,图腾是一个部落文化宗教的核心标志,在图腾整合的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文化与政治整合过程。众多鸟兽图腾整合为龙意味着,第一,不同部落的文化宗教整合为一个新的整体;第二,各个部落在这个整体中仍然能看到自己的图腾文化;第三,在自己部落中,仍然保持着自己文化的个性。这恰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一方面,中华文化有着“大一统”的追求;另一方面,她又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地域性的文化保持个性。例如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期,我们仍然能在许多村庄看到非常原始的社日活动,而这些活动甚至是几千年以前的图腾崇拜仪式。通过图腾的整合,中华民族也实现了在政治层面的整合。因为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上古时代,政治上的安排是借助于原始宗教的形式实现的。由于图腾的整合,出现了中国最初的国家(可参看张岩,1999)。
如此这般形成的中华文明,也自然带着形成过程所赋予她的品质,即文化上的宽容精神。在保罗.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这种精神。他发现,在全世界有两种家具形式,一种是“高层家具”,即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桌子椅子等;一种是“低层家具”,即如在乡村经常见到的矮凳子和炕桌等。这两种形式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例如高层家具主要分布在欧洲,而矮层家具主要分布在伊斯兰国家、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等,只有在中国,同时使用这两种式样的家具(1992,第337-345页)。这样一件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小事,却说明了中华民族内在地具有一种包容精神,她的“一国两制”的思想源远流长。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将会在我们今天弥合大陆与台湾的文化距离、创建走向统一的政治框架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
十一、统一是对懂得如何统一的人的回报
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今天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在中国的统一道路上出现诸如“两国论”之类的问题又是可预料的。毕竟在我们面前,有着由台湾海峡和100年历史构筑的鸿沟。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两个企业合并,也有一个文化整合的痛苦过程。因此,我们应该将台湾问题视为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上所遇到的可预料的挑战。它将是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政治与文化智慧的考验。只有经受住这一考验,中华民族才能证明自己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重新崛起,有资格成为其它文明在解决类似问题时仿效的榜样,从而为这个世界作为更大的贡献。
统一是件好事,但统一只是对懂得如何统一的人的回报。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战争是维护统一的最后手段,但无论如何,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战争也是某些推行或鼓励分裂的人所期待的后果。对战争手段的使用,往往说明人们在提出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方面江郎才尽。实际上,只要我们对台湾多作考察,只要有更多的民间与政治机构的交往,如夏潮基金会所作的那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对台湾问题有着丰富的和巨大的政治解决空间。应该承认,“一国两制”的提出,这一方案在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上的巨大成功,说明了中国政治领导人具有卓越的政治智慧。但面对更为复杂的台湾问题,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发展“一国两制”的构想。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既然我们坚信统一会给两岸人民带来好处,就应该给台湾人民以显示这些好处的充分信息,也应该在政治方案中包括台湾人民的意志,在文化方面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情感。在另一方面,如果努力不仅来自大陆,而且来自台湾,我们就更容易实现统一的目标。对于台湾政治家来说,如果只将台湾的前途设定为“独立”,或者是不真诚,或者是缺乏政治想象力。台湾完全有可能、并且应该在实现与大陆中国的统一的同时,增进台湾人民的福利。我们期待着真正对台湾人民负责、并且富有政治创造力的台湾政治家。
我想,只要我们积极吸纳其它文明的政治智慧、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我们将会创造出实现统一的新的政治形式和文化形式。到那时,这套解决方案不仅为中国带来“统一”这样的回报,而且作为“化干戈为玉帛”、用和平方式解决本来可能用战争手段解决的复杂政治问题的典范,为化解世界其它地区的类似冲突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BBC News, “Quebec cannot go it alone says court ”, Internet, August 21, 1998;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1992;
陈昭瑛,“当代儒学与台湾本土化运动”,《原道》,第5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黄丽生,“正史中分裂时代的‘中国’”, 《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
毛铸伦,“试论中国意识在台湾的困境与台湾意识中的外力因素”,《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
马特洛克,小杰克. F,《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施正锋,“台湾意识的探索”, 《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
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詹姆斯. M. 麦克弗森,《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商务印书馆,1994。
为了使用法治武器遏制台湾的分裂,就必须创造性地发展这个武器,并且灵活地加以运用。一个设想,是针对台湾的特殊情况,对叛国罪或分裂国家罪加以详细说明,信捷职称论文写作发表网,如台湾什么级别的政府官员的什么言论构成叛国罪(如李登辉的“两国论”),什么样的行为及其后果构成分裂国家罪(如台湾某些人推行的“修宪”),等等。这种详细说明应以立法的形式或司法解释的形式出台,如刑法中有关“台湾问题的特殊条款”,或最高法院对分裂国家罪的解释。根据这样的详细说明,我们就可以对特定的推行分裂的个人进行诉讼,通过司法程序对这些个人定罪。尽管对被定罪的个人暂时无法实施惩罚,但第一会产生心理上的震慑作用,使他们在推行分裂时有所顾忌,第二可以通过与所有邦交国和国际刑警组织的合作,封杀他们所有的在国外的活动。当然应该强调的是,这种司法操作应准确集中在极个别的人身上,从而构成了精确制导的反分裂手段。实施这样的手段,我们就有可能在避免使用战争手段的同时,获得维护国家统一的实效。
十、走向统一的政治智慧和文化精神
我们虽然强调台湾文化是中华文化的一支,我们也要看到台湾在经历了50年的日本统治和50年的两岸对峙,与中国大陆在实际上的和心理上的差别。尽管我们肯定统一的价值,我们必须正视统一的艰难。中华文化本身不仅具有统一的趋向,更有意义的是,她包含了丰富的实现统一的政治智慧和文化精神。中华文明的形成本身,就是这种智慧和精神的结果。
不少对中国上古史的研究指出,中华文明的最初形成,主要依赖于不同部落在文化上的互相包容和妥协,以及巧妙的政治安排。最为直观的例子,就是龙作为整个中华民族的图腾,是由许多部落的以鸟兽为主要形式的图腾有机整合的结果。在上古时代,图腾是一个部落文化宗教的核心标志,在图腾整合的背后,是一系列复杂的文化与政治整合过程。众多鸟兽图腾整合为龙意味着,第一,不同部落的文化宗教整合为一个新的整体;第二,各个部落在这个整体中仍然能看到自己的图腾文化;第三,在自己部落中,仍然保持着自己文化的个性。这恰是中华文化的基本特点。一方面,中华文化有着“大一统”的追求;另一方面,她又能最大限度地包容地域性的文化保持个性。例如直到非常晚近的时期,我们仍然能在许多村庄看到非常原始的社日活动,而这些活动甚至是几千年以前的图腾崇拜仪式。通过图腾的整合,中华民族也实现了在政治层面的整合。因为正如一些学者指出的那样,在上古时代,政治上的安排是借助于原始宗教的形式实现的。由于图腾的整合,出现了中国最初的国家(可参看张岩,1999)。
如此这般形成的中华文明,也自然带着形成过程所赋予她的品质,即文化上的宽容精神。在保罗.布罗代尔的名著,《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中,有一个很有趣的例子,从一个侧面反映了中华文明的这种精神。他发现,在全世界有两种家具形式,一种是“高层家具”,即如我们今天看到的桌子椅子等;一种是“低层家具”,即如在乡村经常见到的矮凳子和炕桌等。这两种形式分布在不同的地区。例如高层家具主要分布在欧洲,而矮层家具主要分布在伊斯兰国家、南亚国家以及日本等,只有在中国,同时使用这两种式样的家具(1992,第337-345页)。这样一件与日常生活有关的小事,却说明了中华民族内在地具有一种包容精神,她的“一国两制”的思想源远流长。这样一种文化精神,将会在我们今天弥合大陆与台湾的文化距离、创建走向统一的政治框架方面,提供有益的启示。
十一、统一是对懂得如何统一的人的回报
毫无疑问,台湾问题是今天摆在中华民族面前的一道难题。但是我们应当承认,在中国的统一道路上出现诸如“两国论”之类的问题又是可预料的。毕竟在我们面前,有着由台湾海峡和100年历史构筑的鸿沟。经验告诉我们,即使是两个企业合并,也有一个文化整合的痛苦过程。因此,我们应该将台湾问题视为中华民族在当今世界上所遇到的可预料的挑战。它将是对我们这个古老民族的政治与文化智慧的考验。只有经受住这一考验,中华民族才能证明自己有资格在这个世界上重新崛起,有资格成为其它文明在解决类似问题时仿效的榜样,从而为这个世界作为更大的贡献。
统一是件好事,但统一只是对懂得如何统一的人的回报。虽然我们不能否认,战争是维护统一的最后手段,但无论如何,战争的代价是巨大的。在某种意义上,战争也是某些推行或鼓励分裂的人所期待的后果。对战争手段的使用,往往说明人们在提出和平的政治解决方案方面江郎才尽。实际上,只要我们对台湾多作考察,只要有更多的民间与政治机构的交往,如夏潮基金会所作的那样,我们就可以发现对台湾问题有着丰富的和巨大的政治解决空间。应该承认,“一国两制”的提出,这一方案在香港和澳门的回归上的巨大成功,说明了中国政治领导人具有卓越的政治智慧。但面对更为复杂的台湾问题,我们应该创造性地发展“一国两制”的构想。
对于中国大陆来说,既然我们坚信统一会给两岸人民带来好处,就应该给台湾人民以显示这些好处的充分信息,也应该在政治方案中包括台湾人民的意志,在文化方面充分尊重台湾人民的情感。在另一方面,如果努力不仅来自大陆,而且来自台湾,我们就更容易实现统一的目标。对于台湾政治家来说,如果只将台湾的前途设定为“独立”,或者是不真诚,或者是缺乏政治想象力。台湾完全有可能、并且应该在实现与大陆中国的统一的同时,增进台湾人民的福利。我们期待着真正对台湾人民负责、并且富有政治创造力的台湾政治家。
我想,只要我们积极吸纳其它文明的政治智慧、继承中华民族的文化精神,我们将会创造出实现统一的新的政治形式和文化形式。到那时,这套解决方案不仅为中国带来“统一”这样的回报,而且作为“化干戈为玉帛”、用和平方式解决本来可能用战争手段解决的复杂政治问题的典范,为化解世界其它地区的类似冲突作出贡献。
参考文献:
BBC News, “Quebec cannot go it alone says court ”, Internet, August 21, 1998;
布罗代尔,《15至18世纪的物质文明、经济和资本主义》,第一卷,生活. 读书. 新知. 三联书店,1992;
陈昭瑛,“当代儒学与台湾本土化运动”,《原道》,第5辑,贵州人民出版社,1999;
黄丽生,“正史中分裂时代的‘中国’”, 《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
毛铸伦,“试论中国意识在台湾的困境与台湾意识中的外力因素”,《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
马特洛克,小杰克. F,《苏联解体亲历记》,世界知识出版社,1996;
施正锋,“台湾意识的探索”, 《中国意识与台湾意识》,海峡学术出版社,1999;
张岩,《《山海经》与古代社会》,文化艺术出版社,1999;
詹姆斯. M. 麦克弗森,《火的考验:美国南北战争及重建南部》,商务印书馆,1994。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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