11月30日，解放军总参谋部下达的作战命令表明，解放军决定尽早攻占浙江沿海岛屿，主要是为了防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包括大陆的沿海岛屿。②「江英：《50年代毛泽东外交思想述论》，见姜长斌等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587页。」夺取一江山岛战役发起的过程表明，解放军领导人的确对美台条约可能影响沿海岛屿形势深感担忧。③「关于当时军事准备的情况，可参阅聂凤智《三军挥戈战东海》（解放军出版社，1986年）第71-72页；另可参阅王焰《彭德怀年谱》（人民出版社，1998年）第583页。」
以上分析表明，在1954—1955年台海军事斗争的决策中，政治与军事目标是相互配合的，而夺取国民党军队控制的浙江沿海岛屿显然是实质性的，它是宣示中国对台湾的主权、完成夺取沿海岛屿计划（包括阻止美台《共同防御条约》包括大陆沿海岛屿）、消除美台利用沿海岛屿威胁大陆沿海安全等的最重要的行动。
由于夺取沿海岛屿既是解放台湾的战略步骤，又是迫在眉睫的安全问题，合理的推测是，中国领导人更关心的是美台条约是否包括大陆的沿海岛屿。从这个角度理解毛泽东等中国领导人所说的“阻止美台签约”，对他们决策的评价至少不应该简单地说是失败的。问题在于他们当时很可能还没有意识到，美国会支持保卫台湾本岛，同时为避免与大陆的军事冲突而鼓励或迫使蒋介石放弃沿海岛屿，而这种政策的后果很可能是大陆与台湾更加疏离。
关于中国1958年炮击金门的决策，国内及美国学术界已经有相当多的论述，90年代以来研究的主要特点是倾向于从中国国内政治中寻找决策的动机，并发表了一些有价值的研究成果。④「Thomas J .Christensen，Useful Adversaries：Grand Strategy，Domestic Mobilization，and Sino -American Conflict ，1947-1958.Princeton ：Princeton University Press，1996，chapter 6；Chen Jian ，Mao's China and the Cold War.Chapel Hill ：Universityof North Carolina Press ，2001.pp.171-186；宫力：《两次台湾海峡危机的成因与中美之间的较量》，章百家：《通向缓和的崎岖之路：变动的国际环境与中国对美政策（1954-1971）》，均见姜长斌等主编《从对峙走向缓和》，第56、433页；戴超武：《敌对与危机的年代》，第266-274页。」
不过其缺陷也是明显的，主要是没有揭示1958年的军事行动与1954—1955年的军事行动之间的因果关系，特别是中美关系在其中所起的作用。
1954—1955年的军事行动遗留的问题就是没有完成夺取沿海蒋占岛屿，而且也没有能最终确定，美台《共同防御条约》是否包括福建沿海的蒋占岛屿。所以，在夺取并稳定地控制了广东及浙江沿海岛屿以后，进一步采取军事行动解决福建沿海蒋占岛屿，对中国决策层来说有其必然性，而选择军事行动的时机主要取决于两个因素，即军事准备情况和中美关系的状况。其他如国内政治的需要（大跃进等）、中苏关系的影响、毛泽东本人的意识形态问题等等，都不是首要的原因。而且很难进一步说明，这些被罗列的因素在决策过程能起多大的作用。
从1958年夏季的情况看，解放军显然没有完成攻占金门、马祖等的军事准备。不过从7月解放军空军进入福建以后，与其他军事力量相配合，基本完成了福建有关地区的防空建设，并开始夺取制空权的战斗。解放军虽然还无法攻占金、马，但具备了展开有限攻击行动的条件。
此时中美关系的状况和中国领导人对美国对华政策的判断，就成了关键性因素。
1955年夏季开始的中美大使级会谈到1957年12月中断。在大使级谈判期间，美国不断帮助台湾加强军事力量，包括1957年在台湾部署地对地战术导弹等。这种情况迫使中国领导人不得不重新考虑，如何进一步推动统一台湾的战略。早在1956年3月中国领导人就认为，美国有可能利用中美谈判冻结台湾问题，并加强其在台湾和金门、马祖的军事力量。故中国“不能无限期地拖延下去”。中美大使级谈判中断后不久，毛泽东于1958年6月中旬向外交部说明，有必要调整1954年以来的对美政策，应该“坚持和美国斗争，不和美国政府发展关系”。6月30日，中国政府公开向美国发出限期恢复大使级谈判的声明，并突出了台湾问题在中美关系中的严重性和中国“完全有能力解放台湾”。毛泽东在一个批示中说明了炮击金门与对美政策转变的关系，即炮击的目的是“直接对蒋，间接对美”，是“要整美国一下。美国欺负我们多年，有机会为什么不整它一下“，”是侦察美国人的决心，是考验美国人的决心“。①「《周恩来军事活动纪要》（下），中央文献出版社，2000年，第381页；《张闻天年谱》（下），中共党史出版社，2000年，第1097-1098页；《中国政府有关中美大使级会谈的声明》，1958年6月30日，《中美关系资料汇编》第2辑，世界知识出版社，第2626-2628页；毛泽东给彭德怀的信，手稿，1958年8月18日，转引自《毛泽东传》（上）第857页；吴冷西：《忆毛主席——我亲身经历的若干重大历史事件片断》，新华出版社，1995年，第76-77页。」
如果将中国谋求统一台湾作为一个持续不断的过程，将中美大使级会谈作为中国解决统一台湾问题的一个途径，那么合乎逻辑的结论是，中国领导人在1958年夏季决定炮击金门，不过是在中美谈判这个途径无法通行的情况下做出的一个军事选择。试想当时要继续推行统一台湾战略，包括夺取金门、马祖，迫使美国继续谈判等，还有其他更好的办法吗？当然，1958年炮击金门的结果之一是毛泽东改变了尽快夺取金门、马祖的方针，这将在以下专门论述。
1995—1996年的军事斗争发生在中美关系自1989年夏季开始的持续恶化时期。纵观东欧剧变、苏联解体以后一直到1996年春季这个时期的中美关系，可以用波涛汹涌来形容。从中美关系的角度理解1995—1996年的台海紧张局势和中美在台海的军事对峙，有两个基本前提不容忽视。首先是中美1996年春在台海的军事对峙是一个时期以来中美一系列矛盾冲突中的一个。这个时期整个中美关系处于风雨飘摇的状态，中美在几乎所有的领域，包括知识产权、人权、大规模杀伤性武器扩散、中国的贸易最惠国地位、美国对中国的制裁等等，都发生了矛盾。可以说中美关系的各个重要领域都存在着对抗的气氛。其次是所有领域的矛盾几乎都是经过对抗或采取对抗方式，才获得解决的。如在人权领域持续不断的对抗，以及由此导致的1993年开始的在美国是否延长中国贸易最惠国地位问题上的对抗；1993年开始的在武器扩散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银河号”事件；1994—1995年初中美在知识产权问题上的分歧，以及由此导致的中美走到贸易战的边缘；等等。②「参阅牛军《论克林顿政府第一任期对华政策的演变及其特点》，收入牛军主编《克林顿治下的美国》，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8年。」
由于所有领域都发生了矛盾和所有矛盾几乎都经历了从对抗到缓解的过程，随后发生的台湾紧张局势也很难成为例外。在中美处于强烈不信任与对抗的气氛中，美国政府在台湾问题上的某些举动，包括给李登辉发访美签证，被中国决策层定义为是：“在国际上反华势力的推动下……测试一下中方在台湾问题上的底线”，是“外交挑衅”。①「钱其琛：《外交十记》，第307、308、305、306页。」
当然，中国决策层做出上述判断，并不只是
